刑辯律師的法庭辯論技巧(三):證據之辯

時間:2020-05-12 來源: 作者:孫廣智 瀏覽: 打印 字號:T|T
  證據之辯與事實之辯猶如一個硬幣的兩面,事實之辯的展開離不開對證據的梳理和分析,而證據之辯的目標又在于對指控事實的辨析。雖然二者關系密切,但與事實之辯相比,證據之辯在具體的辯論技巧上又有著自身的獨特之處。

  如前所述,法庭辯論的基礎是法庭調查,作為重要的法庭辯論技巧之一,證據之辯與法庭調查中的“質與證”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中,“質與證”更偏重于對證據個體的舉示和說明,而證據之辯則是在“質與證”的基礎上,圍繞案件的事實認定問題,對在案證據所存在的問題及所反映的情況進行的提煉、歸納和總結。

  下面,筆者將結合自身的辯護工作經驗,從三個角度與大家探討證據之辯的法庭辯論技巧。具體內容如下:

  1、圍繞關鍵證據展開“證據之辯”

  在指控方所搭建證據體系中,雖然每一份證據都會在不同程度上指向指控事實,但在定罪量刑的核心問題上,只有部分證據會起到一錘定音的作用。而在法庭辯論環節,辯護律師不可能也沒必要對所有的控方證據再發表一遍質證意見,因此,找出公訴機關據以指控的關鍵證據并就此展開充分的說理與論證才是法庭辯論中“證據之辯”的“正確打開方式”。

  由此,如何在指控方舉示的大量證據中發現關鍵證據,無疑是辯護律師開展“證據之辯”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根據筆者的辯護工作經驗,我們可以嘗試通過以下步驟來排查、鎖定公訴機關據以指控的關鍵證據。

  步驟一:辯護律師通過與被告人的有效溝通,認真聽取被告人對起訴書的意見,據此歸納出被告人對指控事實中存有異議內容及所對應的指控事實。

  步驟二:辯護律師圍繞被告人提出異議的事實進行評估,根據對定罪量刑的影響情況,將相關異議事實分為“涉及定罪的事實”與“涉及量刑的事實”。

  步驟三:在對異議事實評估、區分的基礎上,辯護律師要嘗試在控方證據中找到公訴機關據以指控這些異議事實的相關證據。

  步驟四:通過庭前核實證據以及庭審中的法庭調查活動,辯護律師在與異議事實相關的證據中排查出辯方(辯護律師及被告人)有異議的證據,而最后排查出的這些辯方有異議的證據基本上將成為辯護律師開展“證據之辯”所針對的“關鍵證據”。

  在確定公訴機關據以指控的關鍵證據之后,就涉及到就此展開“證據之辯”的具體方法。對此,筆者根據自身辯護工作經驗做如下建議:

  首先,辯護律師應當在法庭調查過程中就相關證據進行重點質證,形成明確、具體的質證意見;

  隨后,在法庭辯護階段,辯護律師應先圍繞相關證據與指控事實之間的證明關系,點明相關證據對于證明指控事實成立與否的重要意義,從而凸顯就此展開“證據之辯”的必要性、重要性;

  然后,辯護律師再通過提煉此前在法庭調查階段就相關證據所發表的質證意見圍繞“相關證據能否證明相關指控事實”展開證據之辯。

  最后,通過圍繞“關鍵證據”的法庭辯論完成對指控事實核心內容成立與否的論證,進而得出相關指控事實能否成立的辯論結論。

  為便于理解,我們還是通過筆者代理的一起案件(楊某松詐騙案)來對圍繞關鍵證據展開的“證據之辯”進行演示,案例的具體內容如下:

  例5:楊某松涉嫌詐騙案

  北京市某區人民檢察院

  起訴書

  某檢公刑訴[2010]****號

  被告人:楊某松,捕前系北京市東南時代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負責人(個人信息及被采取強制措施情況略)。

 ?。▽彶槠鹪V的期限及退回補充偵查等程序性內容略)

  經依法審查查明:

  2009年3月至2009年9月間,被告人楊某松聘用他人,在本市西江路甲3號院正宇辦公大廈A座808北京市東南時代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南公司”)內,以全國產業經濟國情調查辦公室的名義,虛構《傳世經典》編輯部編輯身份,以讓被害人柳某興等人的作品入編由RM出版社(注:國內某知名出版社)出版的《傳世經典》叢書為由,騙取被害人柳某興、張某武等人入編費共計人民幣約77萬余元。

  認定上述事實的證據如下:

  起獲的宣傳資料、郵政取款通知單、被害人匯款憑證等書證,證人穆某榮、劉繼明等人證言,被害人柳某興、張某武等人陳述,被告人楊某松供述和辯解等證據材料。

  本院認為,被告人楊某松詐騙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之規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詐騙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訴法》第一百四十一條之規定,提起公訴,請依法判處。

  此致

  北京市某區人民法院

  檢? 察? 員:邱某某

  代理檢查員:鐘某某

  2010年7月**日

  辯護律師會見楊某松時,楊某松的辯解

  1、關于是否認罪:楊某松表示,我沒有詐騙。

  2、關于《傳世經典》編輯部的情況:楊某松表示,《傳世經典》編輯部確實沒有備案,但編輯部就是個辦事的地方,感覺沒有必要備案。

  3、關于《傳世經典》編輯部工作人員虛構編輯身份及起化名的情況:楊某松表示,是他們自己取的假名字,這個行業就是這樣,取個假名字也跑不掉,公司就在那里。

  4、關于《傳世經典》的客戶及編輯出版工作情況:楊某松表示,《傳世經典》編輯部的工作人員都是老業務員了,其中部分人員參加過《大名家》、《華夏情》的編輯和出版?!洞竺摇泛汀度A夏情》的業務模式與《傳世經典》一樣,都是東南公司以編輯部名義收取書畫家的費用,將書畫家的作品匯編成冊后出版,但《大名家》和《華夏情》不是RM出版社出版的,而是某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另外,此次《傳世經典》的客戶(即支付費用并提供書畫作品的書畫家)與之前的《大名家》和《華夏情》的客戶存在大量的重合,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回頭客。

  目前,《傳世經典》系列叢書正處于編纂過程中,東南公司的工作人員已經制作了部分入編者的樣稿,其中就包括起訴書中所提到的被害人柳某興的樣稿。

  5、關于涉案資金的使用情況:楊某松表示,涉案資金用于員工工資、公司交稅、年底印刷的預算,其中員工工資占40%多,年底印刷的預算占30%-40%多,其他用于辦公的水電、房租,余下的是利潤。

  6、楊某松對其庭前供述的意見:楊某松表示,供述內容基本屬實,同時強調其在供述中已經向公安機關說明目前承諾的出版日期還未到,并且,如果《傳世經典》最終不能通過RM出版社出版,東南公司會根據客戶意愿辦理退費或通過其他出版社出版。

  在案證據基本情況及楊某松的意見:

  1、楊某松的供述與辯解:楊某松的供述與辯解與他上述辯解內容基本一致,但其在筆錄中還提到,雖然在對外宣傳時表示未來會通過RM出版社出版《傳世經典》,但其本人并不確定RM出版社最終能否出版《傳世經典》。

  2、東南公司工作人員的證言:這些工作人員的證言內容基本一致,主要證明自己在東南公司工作,公司由楊某松負責經營管理,公司的業務就是按照全國各地小有名氣書畫家的聯系電話(從網上或圖書館等處抄來的)與這些書畫家聯系,在電話中向書畫家介紹和推薦《傳世經典》系列書刊,說服這些書畫家將自己的書畫作品提供過來入編此書,同時根據作者入編的版數,收取制作費用,費用從6000元至30000元不等。為說服書畫家提供作品入編并繳費,部分工作人員會向書畫家承諾《傳世經典》未來可以通過RM出版社出版。在與書畫家聯系時,這些工作人員也會使用化名并以《傳世經典》編輯部的主任或者編輯的身份自居。

  部分工作人員認為公司沒有能力出版《傳世經典》,另有部分工作人員介紹了之前通過某教育出版社出版《大名家》和《華夏情》的情況,并提到在《大名家》和《華夏情》的業務開展期間也會虛構編輯部的編輯身份與客戶聯系,但會使用不同的化名。

  3、柳某興、張某武等被害人陳述:各被害人均為書畫家,其中有部分人的作品曾入編過東南公司通過某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華夏情》和《大名家》,其中還有人曾擔任過《大名家》的顧問。

  各被害人曾接到《傳世經典》編輯部編輯的電話并與對方洽談的情況,對方在電話里推薦《傳世經典》系列叢書,說服各被害人提供作品入編并繳費,并且還承諾《傳世經典》未來由RM出版社出版等情況,目前《傳世經典》還未出版。

  各被害人還提到,直到案發,經民警告知才發現自己被騙,并在自書材料中表達了對公安民警的感謝。

  4、證人證言(本案一共有三名證人):

 ?。?)楊某剛的證言:楊某剛在東南公司工作,負責美術編輯,業務員聯系客戶后將客戶的作品給其,其在電腦里編輯排版后出小樣交給印刷廠出書。公司現在進行的項目是《傳世經典》。在該項目開始前,楊某松就告訴楊某剛《傳世經典》將由RM出版社出版,因此,楊某剛在編排《傳世經典》的小樣時自行加入了RM出版社的字標,相關字標是從網上找到的,楊某剛并不知道RM出版社是否授權東南公司使用該出版社的名稱,也不清楚東南公司與RM出版社的合作情況。

 ?。?)穆某榮的證言:穆某榮曾在全國產業經濟國情調查辦公室掛了一個副主任的職銜,該辦公室現在的主任叫安某信,副主任兼秘書長謝某榮。

  2009年1月份,楊某松找到穆某榮提出想用全國產業經濟調查辦公室的名字出一本書,穆某榮幫忙溝通了一下,雙方就簽了一個協議。辦公室允許楊某松使用他們的名義,楊某松交了三萬塊錢的管理費,后來怎么操作穆某榮就不知道了。

  穆某榮知道楊某松要出一本《傳世經典》的書,大概就是把書畫家匯集成冊那樣的書,楊某松是做文化公司的,有實體,公司叫東南公司,這個公司肯定不能出版發行刊物,只能編輯組稿,發行刊物最終要和出版社合作,楊某松說要和RM出版社合作,具體他們有沒有合作穆某榮不知道。

 ?。?)劉某明的證言,劉某明自稱在RM出版社工作(未提交工作證明,未介紹職務情況),劉某明表示,自己不記得楊某松這個人,RM美術出版社沒有計劃要出一本《世紀經典》的書。大約在2009年6月,其單位退休職工廖某(原是RM出版社發行部的工作人員)給其寄過《傳世經典》的小樣,其看了以后告訴對方這樣的東西RM出版社出不了,后來就沒有人聯系這件事了。其還表示,RM出版社出版發行是非常嚴格的,不符合規定的出版物是絕對不能出的。

  4、其他證據:起獲的宣傳資料、郵政取款通知單、被害人匯款憑證等書證。

  首先,我們來共同排查、鎖定本案的關鍵證據。經與被告人楊某松會面、溝通及核實證據,我們可以看到,楊某松對于起訴書關于其聘用人員,以全國產業經濟國情調查辦公室的名義,虛構《傳世經典》編輯部編輯身份,以讓被害人柳某興等人的作品入編《傳世經典》并收取費用(包括以RM出版社來進行宣傳)等指控事實均不持異議。而該等事實在被告人楊某松的供述、東南公司工作人員的證言、證人楊某剛、穆某榮、相關書證及被害人柳某興等人的陳述中均有體現。因此,楊某松對于反映上述無異議事實的相關證據均無異議。

  與此同時,我們注意到,楊某松對于起訴書關于其騙取被害人錢款的指控事實以及其涉嫌犯詐騙罪的指控罪名均有異議。由此,楊某松顯然是對指控事實中的“以讓被害人柳某興等人的作品入編由RM出版社出版的《傳世經典》叢書為由,騙取被害人柳某興、張某武等人入編費”這部分事實有異議。

  也就是說,楊某松不認為自己是在詐騙柳某興、張某武等人,既然如此,在考察楊某松是否存在詐騙時,就應當重點考察以下兩方面事實:

  一方面,站在楊某松的角度上,楊某松是否具有讓RM出版社出版《傳世經典》的履約能力;

  另一方面,站在RM出版社的角度上,RM出版社是否同意或者是否愿意出版《傳世經典》。

  據此,圍繞在案證據與該兩方面事實之間的關聯關系,我們可以從在案證據中篩選出三部分證據:

  第一部分,對楊某松相對有利的證據。被告人楊某松本人的供述與辯解、證人楊某剛的部分證言內容均證明《傳世經典》已經開始了編纂工作,并且,東南公司此前也通過其他出版社出版了與《傳世經典》類似的《大名家》和《華夏情》系列叢書,從而表明楊某松具有實際的履約行為和相應的履約能力。并且,楊某松已經計劃好如果最終不能通過RM出版社出版,就根據客戶的意愿進行退費或者通過別的出版社出版。

  第二部分,相對中立的證據。主要為東南公司的工作人員的證言和穆某榮的證言,以及辦案機關起獲的宣傳資料,郵政取款通知單、被害人匯款憑證等書證,這些證據主要證明了楊某松沒有異議的指控事實。

  第三部分,對楊某松明顯不利的證據。被害人柳某興、張某武等人的陳述及證人劉某明的證言。但事實上,被害人的陳述對案件事實的描述與相對中立的證據內容基本一致,只是在事后對事實的評價上稱自己被騙,嚴格來講,被害人陳述中的“評價性”內容并不能用于證明案件事實。

  因此,對楊某松最為不利的證據實際就是以在RM出版社工作自居的證人劉某明的證言。劉某明的證言集中體現了以下事實:(1)RM出版社的退休職工給其寄過《傳世經典》的小樣;(2)其看過《傳世經典》的小樣之后,明確表示這樣的東西RM出版社出不了;(3)RM出版社的出版發行非常嚴格,不符合規定的出版物是絕對不能出(版)的(暗指《傳世經典》不符合規定)。

  綜合上述梳理及分析,我們通過被告人對起訴書的異議梳理出相關異議事實,再根據相關異議事實梳理出與異議事實相關的證據,最后再根據證據內容梳理出起訴書據以指控的關鍵證據,即證人劉某明的證言。

  接下來,我們在排查、鎖定關鍵證據的基礎上,對關鍵證據進行重點的審查,從而為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做好準備。根據前面對于證人劉某明證言的介紹,我們結合在案其他證據可以發現劉某明的證言存在以下問題:

  問題1:證人的身份存疑。雖然劉某明以在RM出版社工作自居,但是在案證據中并沒有劉某明的工作證件或者任職證明等能夠佐證其在RM出版社工作的證據,事實上,劉某明自己也沒有說明其在RM出版社工作的職務及具體工作情況。因此,劉某明作為本案證人的身份明顯存疑。

  問題2:證言內容缺乏相關證據的印證。劉某明在其證言中還提到廖某將《傳世經典》的小樣交給其看的情況。但是在案證據中并沒有廖某的證言,也沒有劉某明對《傳世經典》的小樣進行辨認的證據。而被告人楊某松及東南公司的工作人員也從沒有委托廖某將《傳世經典》的小樣交給劉某明查看,楊某松甚至都不認識廖某和劉某明。

  由此,劉某明證言中所提到的廖某是否真實存在,廖某是否將《傳世經典》的小樣交給了劉某明,劉某所看到的《傳世經典》的小樣是否就是被告人楊某松及東南公司制作的小樣均無其他任何證據支持,劉某明的上述證言顯然難以成立。

  問題3:證言內容不符合情理。劉某明在其證言的最后又對《傳世經典》作出了類似“蓋棺定論”的結論,即暗示《傳世經典》不符合規定,而RM出版社的出版發行非常嚴格,不符合規定的出版物是絕對不能出版的。

  然而,問題在于,劉某明證言中所提到的不符合規定究竟指的是哪一項規定?《傳世經典》作為一本書畫集叢書,又如何不符合規定?所謂不符合規定的情形又體現在哪里?事實上,劉某明的證言均沒有給出解釋。

  最后,在法庭調查的基礎上,我們在法庭辯論中圍繞證人劉某明的證言展開了激烈的“證據之辯”。鑒于表達習慣及語言風格的差異,我們在具體闡述辯論觀點時不做“標準答案”,僅就相關辯論要點的表達做以下示例:

  根據法庭調查情況可知,起訴書關于楊某松涉嫌犯詐騙罪的指控能否成立,關鍵在于楊某松是否具有相應的履約行為及履約能力,特別是楊某最終能否通過RM出版社出版《傳世經典》叢書。

  結合法庭調查中公訴人所出示的證據來看,對楊某松而言,其已經開始著手編輯小樣等履約工作,盡管楊某松并不確定最終能否通過RM出版社出版《傳世經典》,但其已經為不能兌現承諾進行了相應的準備,即退款或變更出版社,因此,即便《傳世經典》最終不能通過RM出版社出版,楊某松的涉案行為也應被認定為是違約或對履約方式的變更,而非詐騙。

  與此同時,辯護人注意到,圍繞“楊某松不具有履約能力”這一指控內容,公訴機關據以指控的核心證據實際就是證人劉某明的證言,但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的該部分指控及據以指控的證據均不能成立。原因在于,雖然劉某明以在RM出版社工作自居,并言之鑿鑿的表示RM出版社絕對不能出版《傳世經典》。但事實上,除劉某明本人的證言外,劉某明是否在RM出版社工作以及擔任何職務并無其他證據支持,由此,劉某明的證人身份尚且存疑,更談不上代表RM出版社去評判《傳世經典》能否通過該出版社出版。

  并且,除證人資格的問題之外,劉某明的證言內容中據以評判《傳世經典》不能通過RM出版社出版的事實及理由不僅無法得到相關證人及證據的支持,而且明顯不符合情理,特別是其在證言中以“不符合規定的出版物RM出版社絕對不能出版”作為其宣稱RM出版社不可能出版《傳世經典》的理由更是不可理喻,所謂“不符合規定”,究竟指的是哪一項規定?所謂“不符合規定”又究竟是那里不符合?劉某明的證言均語焉不詳。

  綜上所述,劉某明的證言在證人資格上存疑,在證言內容上“言而無證”,在評價理由上也語焉不詳,這樣的證據顯然不能成為定案的根據,因此,起訴書據以指控楊某松詐騙他人的證據明顯不夠確實、充分,該指控不能成立。

  綜上,筆者結合自己代理過的案件,向大家介紹了圍繞關鍵證據展開的“證據之辯”的相關方法和技巧,在具體實踐中,案件中關鍵證據的數量及種類往往因案而異,對相關證據的排查、鎖定,以及圍繞相關證據所展開的“證據之辯”也要視乎案件情況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整和安排,從而實現理想的辯護效果。

  2、圍繞證據印證關系展開“證據之辯”

  可以說,在大多數的刑事案件中,起訴書指控事實的主要內容往往都體現為相關當事人“相互之間”的行為,比如傷害類案件中“傷害者”與“被害者”之間的行為;再比如詐騙案件中“詐騙者”與“被騙者”之間的行為;又如賄賂案件中“送財物者”與“收財物者”之間的行為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相關當事人圍繞指控事實所作出的供/陳述之間的印證關系,對于指控能否成立,辯護如何開展無疑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和意義。事實上,無論是法庭調查,還是法庭辯論,證據之間的印證關系總是會成為控辯雙方爭議、辯論的焦點。

  某種程度上,從證據印證關系的角度進行“證據之辯”的“門檻”看似很低,因為只要智商正常并足夠耐心細致,總會發現證據與證據之間的矛盾之處,法律辯論似乎也淪為一場類似“找不同”的游戲,但如果想通過對“證據印證”的探討做好“證據之辯”,實現理想的辯護效果,光靠“找不同”還是是遠遠不夠的。

  為此,筆者總結了一些圍繞證據印證關系開展“證據之辯”的技巧及建議。具體內容如下:

 ?。?)必須明確探討“證據印證關系”的出發點及落腳點。對證據間印證關系的探討以發掘證據間的矛盾為基礎和前提,但又不是簡單的“找不同”游戲,究其原因,“找不同”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我們發掘出來的證據間的矛盾要最終服務于我們在法庭上所提出的辯論觀點。而要做到這一點,則必須明確探討“證據印證關系”的出發點及落腳點。

  所謂出發點,即被告人對相關指控事實的異議。當被告人對指控事實的某部分內容提出了異議,那么辯護律師應當根據被告人所提異議,去審查公訴機關據以指控該異議事實的相關證據,并嘗試發掘相關證據之間的矛盾情況。

  所謂落腳點,即辯護律師擬要實現的辯論目標。辯護律師通過對所發掘出的一系列證據之間的矛盾進行梳理和整合,并將此用于論證被告人所提的異議內容,從而說明起訴書指控的相關事實不能成立。

  下面進行舉例說明:

  例如:在聚眾斗毆案中,被告人A被指控伙同B、C、D與甲、乙、丙、丁相互斗毆,并造成某丙重傷。由此,起訴書在指控事實中提到,A在斗毆過程中對丙的頭面部實施的打擊行為系造成丙重傷的直接原因。對此,A提出了異議,并表示自己并未在斗毆過程中擊打丙的頭面部。

  經查閱案卷材料發現,上述A、B、C、D、甲、乙、丙、丁8人因主客觀原因在各自的供/陳述中對斗毆事實的描述不盡相同。這些供/陳述內容的不同之處不僅涉及到被告人某A,也涉及到其他人員的行為。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被告人A的辯護律師顯然不能沉浸在各種“找不同”的游戲之中,而是應該根據A主張的“自己沒有擊打丙的頭部”的辯解,去審查各當事人供/陳述,并從中找出涉及“A在斗毆現場與丙相關的行為”的內容,然后再對這些內容進行細致的比對,找出其中的矛盾點,并在對相關矛盾點進一步梳理、總結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辯論內容,以此論證“A并沒有在現場擊打丙的頭面部”,從而實現減輕被告人A的罪責的辯護效果。

 ?。?)除了對相關證據的內容是否相互印證進行探討之外,還要注意相關證據內容的來源途徑對證據印證關系的影響。證據中的相關內容是否一致固然是評判相關證據是否相互印證的重要參考,但僅憑內容一致并不必然得出證據之間相互印證的結論,還應當注意證據內容的來源途徑。

  我們還以上面的聚眾斗毆案為例,該案的在案證據中,A的“同案犯”B和C在訊問筆錄中均提到了“A在現場踢到了丙的下巴”的內容,在這種情況下,乍一看B和C的說法似乎是相互印證的,但是如果再對二人的供述作進一步分析,發現B的供述內容是“我看到A向丙的下巴踢了一腳”,而C的供述內容則是“我后來聽B說他看到A朝丙的下巴踢了一腳”。

  由此,C的供述屬于傳來證據,其內容僅僅是對B的供述內容的轉述,實際并不能補強B供述的客觀性和證明力??梢?,在內容看似一致,相關證據看似相互印證的情況下,將相關證據內容的來源途徑納入考察則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開展證據之辯不應被“證據間相互印證”的表象所束縛和迷惑。在法庭辯論時,辯護律師往往會指出控方證據之間存在的矛盾,以此說明相關證據不能相互印證,進而論證己方關于相關指控事實不能成立的辯護觀點。那么,如果控方的相關證據之間沒有矛盾,是不是就意味著指控事實就必然成立了呢?筆者認為,答案未必如此,分兩種情形說明如下:

  情形之一:部分控方證據的相互印證并不意味著相關指控事實必然成立,結合其他在案證據來審視部分控方證據之間的印證關系,仍然有可能得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辯論結論。

  我們還以前述聚眾斗毆案為例,假定該案中多名被告人的供述都提到了“A在現場踢了丙的下巴”,在這種情況下,相關被告人供述似乎是相互印證,共同證實了起訴書指控A擊打丙頭面部的指控事實。但僅憑該證據間的相互印證的情況,并不必然得出丙的重傷是A擊打所致,而是要結合在案其他證據,特別是并未反映A的涉案行為,但卻證明丙的重傷情況的傷情鑒定意見來做綜合判斷。

  如果該案的傷情鑒定意見顯示,丙的重傷雖然發生在頭面部,但具體部位并非下顎,而是眼部,那么,即使上述部分被告人的供述內容相互印證,也不能就此得出丙的重傷是A擊打所致的結論。

  情形之二:部分控方證據的相互印證并不意味著相關指控事實的必然成立,就如同再多的人聲稱“1+1=3”也不能推翻“1+1=2”的事實一樣,由此,根據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結合相關常識、常理,對這些看似相互印證的控方證據的合法性、客觀性進行審視往往會成為辯護律師發現“辯點”,進而向控方證據體系發起“進攻”的關鍵所在。(具體示例可見:《無罪認定和有罪判決 ——一場針對“走私”和“虛開”的無罪辯護》。)

  事實上,在一些案件中,即便控方證據在被告人辯解前顯得“人多勢眾”且“相互印證”,也并不必然意味著相關指控事實就能夠成立,很多時候,穿透“證據之間相互印證”的表象去探尋相關證據本身的客觀性、合法性往往是辯護律師面對法庭辯論陷入“困局”時的“突破口”。

  3、圍繞合理懷疑展開“證據之辯”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必須做到“證據確實、充分”,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項條件就是“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睋?,如果起訴書指控的事實仍然存在不能排除的合理懷疑,則往往意味著相關指控并非“證據確實、充分”,因而不能成立。

  因此,辯護律師往往會結合被告人的辯解,圍繞在案證據“構建”不能排除的“合理懷疑”,從而開展行之有效的“證據之辯”。

  下面,筆者結合自身辯護工作經驗,就圍繞合理懷疑展開“證據之辯”的相關技巧介紹如下:

 ?。?)關于“合理懷疑”的理解。所謂“合理懷疑”是指,基于被告人辯解所形成的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實存在的現實可能性。具體來說,就是圍繞被告人在辯解時主張的事實,部分在案證據對此有所體現,但卻沒有達到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故被告人主張的該事實雖不能被證實確實存在但卻具有存在的現實可能性,而這種由部分在案證據所反映的相關事實存在的可能性就是“合理懷疑”。

 ?。?)關于“合理懷疑”的提出:如前所述,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關于“證據確實、充分”的規定可知,“合理懷疑”與“證據確實、充分”的關系完全可以用水火不容來形容。因此,辯護律師在法庭辯論中對“合理懷疑”的提出必然要以起訴書指控的相關事實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為前提。

  由此,辯護律師在法庭辯論中圍繞合理懷疑展開“證據之辯”的過程無疑是一個先“破”后“立”的過程,具體步驟如下:

  步驟一:根據被告人對起訴書指控事實的意見,掌握被告人持有異議的指控事實,以及被告人圍繞該事實提出辯解時所主張的事實;

  步驟二:根據案件實際情況,針對被告人持有異議的指控事實,綜合運用前述事實之辯和證據之辯的技巧,論證起訴書據以指控相關異議事實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

  步驟三:在否定起訴書指控事實及所依托證據的基礎上,針對被告人辯解中所主張的事實,圍繞在案證據“搭建”有利于被告人的“合理懷疑”,從而強化被告人辯解內容的可信性,進而說服裁判者采納辯護律師基于被告人的辯解所形成的辯論意見。

  為便于理解,筆者現結合自己代理的案件(趙某清職務侵占案)說明如下:

  例6:趙某清職務侵占案

  起訴書指控情況:

  被告人:趙某清,北京GH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長。曾因涉嫌犯挪用資金罪,于2014年5月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刑期自2012年6月*日至2016年6月*日止;期間,因被發現涉嫌犯職務侵占罪,經本院決定,于2016年6月8日被逮捕?,F羈押于某看守所。

  經依法審查查明:

  2006年1月至2012年3月,被告人趙某清伙同李某仙(另案處理)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被害單位北京GH公司財物非法占為己有,具體事實如下:

 ?。ㄒ唬?006年1月16日,被告人趙某清伙同李某仙,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使用GH公司錢款人民幣10萬元支付李某仙擔任股東的北京BY健身俱樂部有限公司(以下簡稱BY健身俱樂部)租賃北京市宣武區XX南里一號、二號樓地下人防工程租金。

 ?。ǘ?006年9月25日,被告人趙某清伙同李某仙,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使用GH公司錢款人民幣5萬元支付李某仙個人購買的北京市朝陽區荷花居12號幸福家園2號樓20層2009號房屋購房款。

 ?。ㄈ?010年5月至12月間,被告人趙某清伙同李某仙,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使用GH公司錢款人民幣68596.57元支付BY建設俱樂部租賃的北京市宣武區XX南里一號、二號樓地下人防水電費。

  被告人趙某清的當庭辯解

  被告人趙某清對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與罪名均有異議,辯稱GH公司曾租用李某仙在朝陽區荷花居的房子用于辦公至2008年,由于沒有支付房租,故起訴書指控的三起事實涉及的錢款均是用于抵扣房租,不構成職務侵占。

  本案的在案證據情況:

  1、被告人趙某清的供述與辯解:與前述趙某清的當庭辯解內容基本一致。

  2、證人李某仙(被告人趙某清之妻):2004年至2008年間GH公司租用其在朝陽區荷花居幸福家園2號樓2009號的房屋用于辦公,其和趙某清簽有租房合同。GH公司幫BY健身俱樂部支付房租及水電費,是因為GH公司欠其房租。2006年9月25日GH公司向開發商轉賬5萬元,是因為當時買房錢不夠,臨時讓趙某清從GH公司賬上幫其墊付了5萬元,2007年GH公司搬到上地辦公時,其就把這5萬元還上了。趙某清知道這件事,其不清楚其他股東知不知道這件事。

  3、證人高某楊(荷花居小區物業工作人員)的證言:荷花居幸福家園2號樓2009號的戶主叫李某仙,2003年7月辦理的入住手續,但不常住。從2006年開始,李某仙就把這套房屋租出去了,一開始租給一家搞計算機的公司,大概2008年左右又租給了一家做漢語培訓的公司。劉某華從2006年至今一直是1號樓的電梯工,對1號樓各家情況比較清楚。

  4、證人王某力的證言:其代表海南TH公司與GH公司進行合作,經常與趙某清聯系。GH公司的辦公地在上地(位于海淀區)附近,其第一次去是在2007年的時候,其不知道GH公司在朝陽區荷花居附近有辦公地。趙某清在朝陽區荷花居有一套住房,2007年左右趙某清還帶其到房子里看了看,當時房子是空的,是個三居室。

  5、證人劉某華(荷花居小區幸福家園2號樓電梯工)的證言:其2002年1月起負責幸福家園2號樓的電梯管理工作。其剛來的時候2號樓2009號是一個公司在辦公,沒多久這家公司搬走了,又來了一家公司在此辦華語學校,華語學校搬走后,房主通過中介公司出租房屋了,其他情況其不了解。

  6、證人崔某琳(宣武區人防辦公室員工)的證言:BY健身俱樂部租用其單位位于宣武區XX南里一號、二號地下室及交租金的情況。

  7、證人賀某?。臣瘓F**中心秘書長)的證言:2006年5月8日其代表本單位與GH公司簽訂租房合同,將車道溝**4間辦公用房出租給GH公司。對方支付了半年的房租,半年以后沒再續租就搬走了。

  8、使用人防工程協議書:BY健身俱樂部租用位于宣武區XX南里一號、二號地下室的情況。

  9、北京銀行轉賬支票:2006年1月16日GH公司向宣武區人民防空辦公室支付10萬元,支票證明注明“使用費”。

  10、合同書及財務收支統計等:2006年5月8日趙某清代表GH公司與某集團**中心簽訂租賃合同,承租車道溝**辦公用房4間及支付半年租金的情況。

  11、北京某電腦技術有限公司情況說明、入住協議及發票等:2007年1月趙某清代表GH公司與北京某電腦技術公司簽訂入住協議,租用位于本市海淀區上地**路的辦公用房的有關情況,租期至2009年1月31日。

  12、商品房買賣合同付款憑證等:2005年1月11日李某仙購買本市朝陽區荷花居12號幸福家園2號樓2009號價格及付款情況,2006年9月25日GH公司轉賬支付5萬元。

  13、水電費發票及GH公司記賬憑證:2010年5月至12月GH公司共為BY健身俱樂部繳納是電費68569.57元,相關繳費發票均已計入GH公司的財務賬目。

  14、GH公司工商登記資料:GH公司成立于1999年2月,注冊資本50萬元,股東為趙某清、李某仙、孫某翔,趙某清任法定代表人;2002年股東變更為趙某清和李某仙;2006年10月股東變更為趙某清、田某寧、張某東、ZQ顧問中心;2007年10月股東變更為趙某清、田某寧、王某吉、ZQ顧問中心;……。

  辯護律師向法庭提交的證據

  1、證人李某莉的證言:李某仙是其姨媽,其曾在GH公司工作過一到二年,具體何時在GH公司工作記不清了,公司的辦公地址在荷花居附近的一個小區,房間號是20層,其方向感不強,所以記不清具體的位置,但其工作時公司只有荷花居這一個辦公地點,是購買的還是租賃的其不清楚,當時的同事其也聯系不上了。

  2、李某仙犯妨害作證罪、隱匿會計憑證罪一案刑事判決書:李某仙因犯妨害作證罪、隱匿會計憑證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罰金人民幣三萬元;但公訴機關關于李某仙伙同趙某清職務侵占的指控(該指控事實與本案的指控事實重合)未獲得法院支持,相關裁判理由為:“根據現有證據不能排除被告人李某仙對GH公司享有合法債權的可能性”。

  在上例中,針對起訴書指控的三起事實,被告人趙某清均有異議,并在其辯解中提出了這樣的事實主張,即趙某清擔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長的GH公司曾租用其妻子李某仙的房屋,故起訴書指控的三起事實中的款項支付行為實際均系GH公司向李某仙支付租金的行為。

  下面,為便于后續演示,筆者先將上述證據歸類如下:

  第一類,證明GH公司2006年5月至2009年在海淀區租用辦公地點的證據:證據4、7、10、11(其中證據4還進一步提到荷花居的房子2007年是空房)。

  第二類,證明起訴書指控事實中3筆涉案款項支付情況證據:證據6、8、9、12、13。

  第三類,直接體現被告人趙某清辯解事實的證據:證據1、2,以及辯護律師提交的證據1、2。

  第四類:存在進一步解讀空間的證據。證據3、5、14。

  接下來,我們就辯護律師如何圍繞被告人的辯解并根據上述在案證據搭建、論證合理懷疑進行演示如下:

  第一步,明確被告人趙某清對起訴書指控事實的異議所在。即趙某清對于起訴書指控事實中所提到的三筆資金支付事實并無異議,但其辯解稱,這3筆資金支付行為實際是GH公司向李某仙償還房屋租金的行為,并進一步提到了GH公司在2008年之前租用李某仙在朝陽區荷花居的房屋這一事實。

  由此,GH公司2008年之前租用李某仙朝陽區荷花居房屋就是被告人趙某清在其辯解中所主張的事實,作為辯護律師,筆者將在后續的辯論中結合在案證據,就此搭建、論證合理懷疑。

  第二步,針對起訴書指控的事實,圍繞在案證據展開事實之辯和證據之辯。雖然在案證據顯示,2006年5月至2009年間,GH公司先后在海淀區兩處租用辦公場地,但在社會實踐中,一家公司設立多處辦公地點的情況并不鮮見,即便GH公司已經在海淀地區租用辦公場地也不必然意味著該公司沒有同時在朝陽地區租賃辦公場地。

  此外,雖然證人王某力在其證言(證據4)中稱,2007年被趙某清帶去看過荷花居的一套住房,當時房子是空的。但王某力的該證言既無法得到趙某清的印證,也與在案證人高某楊和劉某華的證言相矛盾,高、劉二人的證言恰恰證實了2006年至2008年及在此之后這段時間內,李某仙將朝陽區荷花居的房屋出租給相關公司辦公的事實,故在這段時間內該房屋不可能是空房,王某力的證言客觀性明顯不足。

  更重要的是,截至目前,未見辦案機關向當時在GH公司工作的人員調查取證,由此,公訴機關目前所出示的證據并不足以證實GH公司2006年至2008年的實際辦公情況,更不能由此否定被告人趙某清辯解中提到的GH公司租用李某仙朝陽區荷花居房屋的事實。因此,起訴書據以指控趙某清涉嫌犯職務侵占罪的證據明顯不夠確實、充分。

  第三步,結合在案證據圍繞被告人趙某清的辯解內容搭建、論證合理懷疑。根據被告人趙某清的供述及證人李某仙的證言,GH公司在2006年至2008年曾租用李某仙在朝陽區荷花居的房屋進行辦公,故起訴書所指控的資金支付行為實際是GH公司向李某仙支付房租的行為,而非趙某清侵占GH公司的行為。

  對此,辯護人提交的證人李某莉的證言能夠予以佐證,并且,時任荷花居小區的物業管理人員高某楊及電梯工作人員劉某華亦證明2006年至2008年李某仙的荷花居房屋租用給一家公司辦公的事實,盡管二人的證言未能進一步證實租用該房屋的公司就是GH公司,但是結合上述趙某清、李某仙及李某莉等人的供述和證言,至少不能排除GH公司當時租用李某仙房屋的合理懷疑。

  此外,雖然李某仙與趙某清就GH公司代李某仙支付5萬元房款的說法存在一定出入,但二人的供/陳述均表明趙某清并無侵占GH公司的主觀故意,并且,根據GH公司的工商登記資料,在該5萬元支付期間,趙某清和李某仙系GH公司的股東,二人持有該公司的全部股權,系公司的所有者,其中趙某清又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長,由此,作為公司當時唯二的所有者及主要管理者,趙某清與李某仙處分公司資金的行為完全能夠代表公司處分本單位資金的意志,因而不存在侵占公司資金的情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作為被另案處理的“同案犯”,李某仙因本案的指控事實在另案中也被指控涉嫌犯職務侵占罪,但根據另案審理判決的結果可知,因無法排除的合理懷疑,公訴機關針對李某仙的該部分指控不能成立。既然如此,公訴機關關于趙某清涉嫌犯職務侵占罪的相關指控顯然也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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