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民紀要》解讀系列七|公司為他人提供擔保的效力與責任

時間:2020-04-26 來源: 作者:馬濤,朱元霄 瀏覽: 打印 字號:T|T
  《公司法》第16條規定,“公司向其他企業投資或者為他人提供擔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由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公司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必須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奔?,公司為他人提供擔保,并非法定代表人所能單獨決定的事項,必須以公司股東(大)會、董事會等公司機關的決議為基礎。實踐中,公司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操控公司或法定代表人對外提供巨額擔?!疤涂铡惫举Y產,侵犯其他股東權益和債權人利益的案例亦屢見不鮮。法院對于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義對外提供擔保的合同效力界定,也一直存在裁判尺度不一的問題?!毒琶窦o要》(以下簡稱《紀要》)在“關于公司為他人提供擔?!辈糠?,就“法定代表人越權擔保的效力”、“債權人的審查義務”及“公司的民事責任”等問題,給出了明確的裁判意見。

  法定代表人越權擔保行為裁判規則的變化

  筆者正在受托辦理的一則實務案例,就反映了這一典型問題。張某向李某借款800萬元。為擔保債務履行,張某作為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經A公司股東會/董事會決議,以A公司名義為其個人債務提供擔保,并加蓋A公司公章。李某在簽訂擔保合同時,并未對是否存在A公司決議程序進行審查。因張某未按時還款,李某向法院起訴,要求張某償還借款,A公司對借款承擔擔保責任。按照《公司法》第16條規定,張某作為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經授權擅自以公司名義為其個人債務提供擔保,即構成典型的越權代表行為。[1]但對于該類越權擔保合同的效力應如何認定,《紀要》出臺前后,相關的裁判依據和規則存在明顯變化。

  1、《紀要》出臺前:以《合同法》第52條第(5)項作為效力裁判依據

  《合同法》第52條第(5)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5)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合同法解釋二》第14條就此進一步明確:“合同法第52條第(5)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都o要》出臺前,在司法裁判領域,通常將《合同法》第52條第(5)項作為認定越權代表行為效力的法律依據。

  然而,因實踐中對《公司法》第16條條文性質理解的不同,對其規范性質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認定,即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前者認為,《公司法》第16條應屬效力性強制性規定,違反該條款簽訂的擔保合同無效;后者則認為,該條款僅為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不影響簽訂擔保合同的效力。而最高人民法院層面亦未出臺相關司法解釋或規定,對究竟應采取以上哪種規范性質予以明確。

  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1年第2期、2015年第2期先后刊登了“中建材集團進出口公司訴北京大地恒通經貿有限公司等代理合同糾紛案”、“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連東港支行與大連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糾紛案”,法院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方將《公司法》第16條認定為管理性強制性規定,明確違反該條款不影響擔保合同的效力。但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并非指導性案例,僅具有一定參考價值,并不具有強制要求各級法院審理類案時應當參照的效力。[2]因此,在以上兩則案例公布之后,盡管司法裁判中以管理性規范性質裁判案例占據主流,但各地法院對該類案件的裁判思路仍不一致。

  2、《紀要》出臺后:以《合同法》第50條作為效力裁判依據

  根據《紀要》內容,本次《紀要》對《公司法》第16條采代表權限制規則。[3]根據《民法總則》第61條關于法定代表人的定義[4]以及《公司法》第16條的規定,包括法人對外擔保在內的法定代表人的權限須受到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限制。若法定代表人未經公司機關決議擅自以公司名義為他人提供擔保,則構成越權代表行為,應根據《合同法》第50條表見代表規則,作為認定越權代表行為效力的裁判依據。

  為何《紀要》中并未延續原有裁判依據及規則?筆者認為,可以從對《公司法》第16條規范性質的理解以及價值評判兩方面展開分析。

  一方面,采代表權限制規則是基于對《公司法》第16條規范性質的重新理解?!豆痉ā纷鳛榻M織法,其既有組織規范,也有行為規范,而《公司法》第16條應屬于組織規范范疇。效力性和管理性規定是對強制性規定所作的區分,而強制性規定本身屬于行為規范范疇。因此,不能簡單將其納入管理性或效力性規定?!都o要》采代表權限制規則,正是基于對《公司法》第16條應屬組織規范的前提下,對法定代表人代表權限應受限制做出的恰當理解。[5]

  另一方面,從價值評判角度,若采管理性規定規則認定擔保合同有效,容易導致架空《公司法》第16條,也不利于對公司(中?。┕蓶|利益的保護;若采效力性規定規則認定擔保合同無效,則不利于對善意相對人的保護。采以上任一認定規則均存在“一刀切”嫌疑,不利于各方利益的平衡。而《紀要》采代表權限制規則,進而引入《合同法》第50條進行銜接,根據債權人主觀善、惡意狀態,對擔保合同效力進行區分認定,無疑能夠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

  《紀要》對越權代表行為的效力認定要點

  正確理解《紀要》以債權人的善意/惡意來認定法定代表人越權擔保的效力的意見,可從如下三個方面來分析。

  1、 效力認定取決于債權人的主觀狀態

  根據《紀要》規定,當法定代表人存在越權代表行為時,擔保合同效力須依據《合同法》第50條表見代表規則進行判斷?!逗贤ā返?0條規定:“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超越權限訂立的合同,除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超越權限的以外,該代表行為有效?!币虼?,依據《合同法》第50條的規定,合同效力取決于債權人訂立擔保合同時的主觀狀態。債權人善意,即債權人在訂立合同時不知道或者不應當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權限訂立擔保合同,則合同有效,反之則無效。然而主觀善意、惡意的認定,需要客觀的評判標準,該標準即為:債權人是否對公司機關做出的決議進行形式審查。若債權人在簽訂擔保合同時對決議盡到形式審查義務,則推定其主觀狀態為善意,反之則推定其為惡意。

  2、形式審查的范圍因關聯、非關聯擔保而異

  由于《公司法》第16條對關聯、非關聯擔保的決議機關作出了區別規定,因此債權人形式審查的范圍亦有所不同。具體而言,針對關聯擔保,債權人應證明在訂立合同時,對股東(大)會決議進行了審查,同時在關聯股東表決權回避的前提下,決議已經出席會議其它股東所持表決權過半數通過。針對非關聯擔保,債權人應證明在訂立合同時,對股東(大)會或董事會決議進行了審查,同意決議的表決權、人數符合公司章程的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關聯擔保,由于被擔保對象是公司股東、實際控制人,因此《公司法》第16條對決議作出機關有著嚴格的要求,即必須由股東(大)會作出決議,債權人必須對股東(大)會決議進行審查才能證明其善意。不同的是,針對非關聯擔保,由于決議作出機關屬于公司章程自治范疇,基于章程屬公司內部規定,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的考慮,債權人僅須證明其已對股東(大)會或董事會決議二者其一進行審查即可。

  3、債權人僅負有形式審查義務

  債權人除須對公司決議等進行審查外,還應對決議簽字人員是否屬于公司章程規定的股東、董事進行審查,至于決議上股東或董事的簽字是否為其本人簽署,則超出形式審查的范圍。同樣,公司決議文件是否系偽造或變造、決議程序是否違法,均屬實質審查范圍?!都o要》亦明確債權人對公司決議內容的審查限于形式審查,而非實質審查。究其原因,債權人作為公司之外的第三人,法律僅要求其盡到“必要的注意義務”即可。要求債權人進行形式審查對其并不困難,但若要求其進行實質審查,無疑有強人所難之嫌。債權人僅負有形式審查義務,不僅有利于商事交易中商業效率實現,也有助于取得公司與債權人之間利益的相對平衡。

  《紀要》對越權代表民事責任的規定

  債權人在簽訂擔保合同時已盡到形式審查義務,其主觀系善意,擔保合同有效,公司應承擔擔保責任自不多言。但債權人未做形式審查,擔保合同無效,是否意味著公司不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1、擔保合同無效,公司仍應承擔民事責任

  依據《紀要》觀點,針對該種情形,擔保合同無效,公司不承擔擔保責任,但須承擔擔保合同無效的民事責任。依據《擔保法解釋》第7條的規定,針對該種情形,由于債權人未做形式審查存在過錯,擔保人對法定代表人管理不善亦存在過錯,因此擔保人承擔民事責任的部分,不應超過債務人不能清償部分的二分之一。

  2、公司存在絕對免責事由,不承擔民事責任

  需要注意的是,若公司能夠舉證證明債權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超越權限或者機關決議系偽造或者變造,則無論債權人是否進行形式審查,公司均不承擔任何責任。因為當存在該種情形時,足以推定債權人主觀惡意較重,公司得以絕對免責。但在司法實踐中,公司舉證證明債權人主觀系惡意明知的難度非常大,因此本條實際適用空間較為有限。

  3、公司有權向法定代表人追償

  《紀要》還規定,公司在承擔責任后,有權向其法定代表人追償。然而在實踐中,由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往往由實際控制公司的董事長、執行董事、總經理擔任,因而導致公司客觀上無法提起訴訟行使追償權。因此,《紀要》特別引入《公司法》第151條股東代表訴訟制度予以銜接,賦予符合特定條件的股東,代表公司對法定代表人提起訴訟的權利,以確保公司追償權的實現。

  實務案例中擔保合同效力的認定及相關思考

  本文開篇提及的筆者正在代理的案例中,張某違反《公司法》第16條,存在越權代表行為。根據《紀要》觀點,因債權人李某在簽訂擔保合同時,并未對是否存在公司決議等進行形式審查,存在主觀惡意,依據《合同法》第50條,擔保合同無效。但由于該案審理時間恰好跨越《紀要》正式出臺前后,因此若依據《紀要》觀點代理本案還存在以下實務問題。

  鑒于《紀要》的應用范圍及性質,以及在新舊裁判思路方面的過渡性,截至目前,法官并未當然采用《紀要》的觀點審理本案。

  在本案中,筆者主要圍繞《紀要》觀點論證擔保合同無效,但法官在庭審中并未當然采取《紀要》觀點作為案件審理思路。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兩方面考慮:一是由于《紀要》本身的性質、效力導致其在適用方面具有一定局限性?!都o要》并非司法解釋,無強制適用效力,法官有權選擇是否在裁判文書法律適用部分援引說理[6];二是針對公司擔保類案件,《紀要》對原有裁判思路做出較大調整,而法官理解《紀要》內容、適應《紀要》裁判規則也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

  基于上述考慮,筆者建議,律師在現階段代理此類案件時,可從以下兩方面著手:

  一是在綜合具體案情的基礎上,從多角度說服法官。例如公司擔保類案件,作為擔保人一方代理人,除采用《紀要》觀點論證合同效力以外,還可基于擔保合同的從屬性,從主債權債務的有效性、數額、時效等方面同時展開論證。

  二是向法官闡釋裁判規則變化背后的法理、價值依據。針對公司擔保類案件,從2005年修訂公司法增設第16條至今,裁判規則歷經效力性規定規則、管理性規定規則,再到代表權限制規則,價值依據也遵循了從對公司及其股東利益的全面保護,到對債權人利益、交易安全的側重,再到試圖實現公司、債權人利益的相對平衡的過程,但規則的變化正是基于對法益優先保護的價值衡量。因此,作為代理律師,若能更好地向法官闡釋規則變化背后的法理、價值依據,將有助于協助法官更好地適應新規,更有利于在承辦案件過程中維護委托人權益。

  《紀要》在《公司法》第16條規定的基礎上,對于公司為他人提供擔保的問題,進一步明確法定代表人未經公司有權機關授權擅自對外擔保構成越權擔保,并明確債權人具有形式審查公司決議文件的義務,明確區分不同情形下越權擔保合同的效力及公司的責任,對于打擊公司法定代表人“濫?!鼻址腹炯捌渌蓶|利益,減少未經公司決議的隱形擔保給債權人帶來的風險,具有積極的意義。

  注釋及引用

  [1]需要說明的是,越權代表包含多種行為。本文中提到的越權代表行為特指法定代表人違反《公司法》第16條的規定,以公司名義提供擔保的行為。
  [2]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法發〔2010〕51號)第7條:“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各級人民法院審判類似案例時應當參照?!?br />   [3]需要說明的是,該規則在《紀要》之前已被提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法官會議紀要》中“公司對外擔保合同的效力認定和效果歸屬”一章及《公司擔保司法解釋 (稿)》均已采用該觀點。
  [4]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61條第1款:“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規定,代表法人從事民事活動的負責人,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br />   [5]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181頁。
  [6]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的通知》(法〔2019〕254號)“三、準確把握《會議紀要》的應用范圍:《紀要》不是司法解釋,不能作為裁判依據進行援引?!稌h紀要》發布后,人民法院尚未審結的一審、二審案件,在裁判文書“本院認為”部分具體分析法律適用的理由時,可以根據《會議紀要》的相關規定進行說理?!?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