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追蹤|從郭某思9次減刑 看我國減刑制度的來路和歸途

時間:2020-04-29 來源: 作者:孟粉 瀏覽: 打印 字號:T|T
  近幾日大家都關注到了剛出獄7個多月的郭某思傷害案件,郭某思在超市將勸其戴口罩的老人重毆致死,案發后眾多網友查到了郭某思的9次減刑經歷,紛紛質疑,有網友甚至稱其為“帝都孫小果”。3月31日,為回應社會關切,北京市政府疫情新聞發布會上宣布:針對郭某思在服刑期間多次被減刑情況,北京市委政法委牽頭,市監委、市檢察院參加,成立聯合調查組依法依紀開展全面調查,并對郭某思此次故意傷害案進行督辦,相關事實查清后將及時向社會公布。筆者在檢察官任職期間辦理過多起秦城等監獄的減刑、假釋檢察監督案件,恰好是減刑制度近幾年發生重大變化的一段時間,這種變化在郭某思減刑經歷中也有所反映。

  減刑制度的歷史沿革:從寬松到從嚴的減刑政策

  首先回應一個大家最關心的問題:郭某思的歷次減刑起始時間、減刑間隔、減刑幅度有沒有違反法律規定?已經有很多文章列出了有關法律規定并得出結論:從減刑裁定上看不出郭某思的減刑違反當時的法律法規。實際上也的確如此。但是網友普遍覺得,郭某思2007年第一次從無期徒刑減至19年有期徒刑開始,其后7次減刑太容易了:平均1年2個月左右就獲得減刑一次,7年多的時間里,他累計獲得了7次減刑,總計減刑6年5個月。數據一旦累計還是很讓人震驚的:“他怎么能減的這么快,這么多?”但這就是2014年之前監獄服刑人員的減刑現狀,基本上是普遍減刑為慣例,不減、少減為例外。

  其實監獄罪犯減刑以前并未像現在這樣受到廣泛關注,“大墻內的世界”幾乎是與世隔絕的,有著獨特的治理生態系統,自成體系。大約在2010年前后,“有權人、有錢人”判刑之后,減刑較快、假釋及暫予監外執行比例過高、實際服刑時間偏短,甚至徇私舞弊減刑的情況逐漸開始曝光,引發社會公眾的強烈反應,給司法公正和公信造成了損害。其中標志性事件是---原健力寶董事長張海2011年1月違法減刑出獄案,出獄后即潛逃國外引發軒然大波,為此引起了中央重視,截止2014年1月檢察機關對該違法減刑案共立案調查24人。

  本來中央已經開始重視“大墻內的減刑”,此事發生后正式開啟了減刑制度的整改舉措,首要標志是2014年1月21日中央政法委印發了“5號文件”(一般稱為中政委﹝2014﹞5號文),這個文件里規定了17條,提出了三類犯罪的界定(職務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犯罪、組織、領導、參加、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和從嚴減刑的概念,從此拉開了服刑人員從嚴減刑的序幕。此后一年比一年從嚴,直至2017 年 1 月 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規定》(以下簡稱最高法釋〔2016〕23 號文)施行,代表著服刑人員新的“減刑假釋”政策基調的落定。

  中政委5號文件還首次提出了三類罪犯減刑案件一律開庭審理的程序性要求,為此,筆者因為工作需要從檢察院的公訴部門到了監所部門,開始了應對三類犯罪的減刑開庭工作。

  而在2017年1月的最高法釋〔2016〕23 號文之前,對于服刑人員如何減刑,最高法先后于1991年10月、1997年10月、2012年7月出臺并實施了《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規定》,相當于減刑的實體法,制定了減刑的標準,內容基本上是將《刑法》中如何減刑標準進行細化,但總體而言是隨著各《刑法修正案》出臺而進行修正,減刑標準一向較為寬松,比如1991年和1997年都規定,“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可以減為18--20年”,但2012年就規定“無期減為有期一般只能減為20--22年”。郭某思是2007年開始減刑,幸運的他仍然搭上了這個便車,從無期減刑為有期徒刑19年,此后直至2014年,郭某思的減刑都是在一種高頻次、寬幅度的減刑政策下開始了減刑之旅。2014年以后我國的減刑制度開啟了愈收愈緊的從嚴模式:

  2014年1月,中政委5號文件提出三類罪犯從嚴減刑及必須開庭審理的類別(處級以上、死緩無期的);

  2014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減刑、假釋案件審理程序的規定》,對如何書面審理和開庭審理減刑案件等作出程序規定;

  2014年8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人民檢察院辦理減刑、假釋案件規定》,對檢察機關如何辦理減刑、假釋案件作出規定,其中包括如何審查監獄提請減刑的材料內容,如何開庭監督等等。

  2017年1月,最高法出臺最為嚴厲的減刑規定《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規定》(最高法釋〔2016〕23 號文),擴大了從嚴減刑的類型,增加了“1+8”類罪犯,即累犯與 8 類暴力性犯罪罪犯(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罪犯)都被列為減刑“從嚴掌握”的范圍。從嚴體現為減刑間隔時間拉長(兩次減刑間隔一般犯是1年6個月,從嚴犯是2年以上),減刑幅度大幅縮減(一般犯減9個月,從嚴犯減6個月甚至更低),減刑起始時間拉長(一般犯無期2年可減為有期,從嚴犯要3年)等等,并且首次提出了財產性判項的概念,將其應有之義進一步拓展為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義務、追繳、責令退賠、罰金和沒收財產等判項,要求罪犯上述判項的履行情況均應當納入人民法院審理減刑假釋案件的考察范圍等等。實踐操作中,有的經濟罪犯因為財產判項沒有執行完畢,減刑幅度更低,甚至處理不完財產刑而沒法減刑。

  所以郭某思寬松減刑之路走到2015年就戛然而止,最后一次減刑才遭遇了減刑的從嚴模式,體現為間隔三年最后才減刑6個月。

  通過這樣一個沿革歷程,可以看到郭某思的確趕上了前期寬松的減刑政策,所以他的前8次的減刑從裁定上來看是符合當時法律規定的。強調一點的是,因為信息有限,我們只在有限信息基礎上分析這些減刑是不是違反法律規定。至于郭某思是如何積分的,日常服刑表現究竟怎樣,有無違反監規而仍然獲得正常積分,減刑有無人員徇私舞弊,只能依賴于此次聯合調查組的細致調查。

  監獄改造的痛點:減刑和再犯罪

  郭某思歷經9次減刑出獄后再犯重罪,網友激憤的認為如果不是郭某思這么快減刑,也不致無辜老人喪命。這樣樸素的因果聯系從邏輯上來講是站不住腳的,減刑并不是導致郭某思再犯罪的誘因或者原因。實際上,對于郭某思為什么會再次因小事暴怒重毆他人,是和他的性格特點、犯罪心理、犯罪動機等等因素有關聯的,郭某思只能獨自對傷害行為負責而與減刑部門無關。如果說非要有聯系,只能說他在疫情期間,因一起微不足道的小事再次犯重罪,讓大家關注到他這個人本身以及他的過往經歷,從而對他9次減刑進行質疑,但是減刑終究不是導致他再犯罪的原因。決定提請減刑的監獄、最終裁決的法院只能對減刑行為是否合法擔責,如果調查發現存在監獄、法院等人員的徇私舞弊行為,當然要承擔相應違紀或者違法的責任。但徇私舞弊行為也不會在郭某思傷害的犯罪事實中進行評價,除非郭某思為了獲得減刑在監獄內向監獄管教人員行賄,那也是基于郭某思行賄的犯罪行為進行評價處理。

  說到郭某思為什么會再次犯罪,網友們從郭某思的行為分析他的心理因素,有的人懷疑他是反社會型犯罪人格,也有人認為,這種易怒暴躁的性格怎么能遵守監規服從管理?不服從監管如何體現積極悔改從而減刑?偶爾犯規能不能得到減刑呢?按照原來監獄管理激勵模式,未必不可以。因為任何一種監獄管理模式,都有口服心不服的服刑人員,為了盡快出獄,打造自己服從管理的人設,偶爾犯規可以通過積分較高的崗位掙回來,從而達到減刑出獄的目的,但在出獄后又原形畢露甚至更加囂張暴戾,也是有可能的。因為監獄管理目標體系模式不是精準萬能的,總有漏洞可鉆。減刑出獄后再犯罪,雖不是普遍問題,但也反映了目前監獄改造的短板,說明對人的改造評估既是是管理學上難點,也是監獄改造的痛點。

  如何改造好監獄服刑人員,創設一個怎樣的激勵模式管理罪犯是各國監獄管理的難題。尤其我國監獄長久以來秉承“懲罰與改造相結合,以改造人為宗旨”,形成了以獄政管理、教育改造、勞動改造為形式,以減刑為核心的罪犯改造激勵模式,“以減刑為核心”具有功利主義的傾向,但是對以前的監獄管理來說是十分有效的手段。由于激勵模式單一,基本上是罪犯入獄、接受改造、遵規守紀、考核計獎、減刑、出獄的一套激勵模式,服刑人員只要按照監獄設置的積分崗位和積分項進行勞動、文化學習等等,就可以積攢到一定分數提出減刑申請,通過審核獲得監獄的提請,檢察監督后由法院裁決。本來成年罪犯心理和性格就已經成型,如果再配以“以減刑為核心”單一激勵模式,就不能期望所有罪犯在監獄內能重新塑造人格和修養,做到脫胎換骨。所以對監獄服刑人員再犯罪的評估,僅僅依據監獄內部的考核指標是比較困難的,因為這種記獎考核不能真實反映罪犯的內心改造狀況,有必要引入外來的心理學、管理學等學科,按個體需求重要程度比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需要,依次建立有梯度、可量化、多層化的復合激勵和管理模式,避免單一性和功利性,會大大提高對服刑人員評估的精確性,起到預防作用。

  2018 年,在“治本安全觀”的基礎上,司法部又提出了“以政治改造為統領,統籌推進監管改造、教育改造、文化改造、勞動改造的五大改造新格局”的監獄工作新標準,希望能盡快落實到監獄管理中,增加社會化服刑渠道,擴大社區矯正的范圍,減輕監獄監管壓力。

  郭某思案可能會讓未來減刑更加困難

  郭某思這個極具負面典型的案例,把大眾的焦點又聚集在服刑人員的減刑上,國家會不會繼續出臺從嚴減刑政策不得而知,但實際減刑中監獄、檢察和法院更加謹慎小心導致從嚴把握尺度是肯定的,比如原來減3個月降低為減2個月等等,也就會造成實際上減刑小幅從嚴的境況。筆者想強調一點的是,郭某思前8次高頻次大幅度減刑在當今的減刑制度下不可能再出現,當前的減刑間隔、減刑幅度和減刑起始時間已經被從嚴到較低程度。郭某思的前8次減刑所依據的政策也不復存在,不能因為此次極端個案的出現,再對現有減刑政策進行普遍整體的從嚴,這樣可能導致監獄內監管壓力無處疏導。

  特別是從2014年開始,三類犯罪的減刑就沒有停下一嚴再嚴的腳步,幅度從11個月到9個月,再到6個月、3個月甚至不減刑;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對貪污受賄犯罪增設了終身監禁的規定;2019年3月25日最高法又出臺了《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補充規定》,特別增設了:貪污賄賂罪判處刑罰的原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罪犯的減刑時,如確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生效裁判中財產性判項的,一般不予減刑,即便減刑也一次不超過6個月有期徒刑等等。特別是,減刑政策持續變動的2014至2017年,因為三類罪犯的特殊情況,監獄在減刑細則未出臺前實際上是停止了對三類罪犯減刑的,但此期間有的暴力犯罪還能繼續減刑,也就是說最初的三類犯罪可能是受影響最大的一批人。

  筆者在辦理減刑案件時還發現有的人身危險性不大的經濟罪犯比如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犯、集資詐騙罪犯、行受賄罪犯(三類犯罪服刑人員)等等,由于學歷普遍較高,在監獄內往往是表現良好的服刑人員,比如有一個受賄罪犯,原國企高管,在被安排照顧臥床老年犯崗位時,給老年犯擦洗全身,護理的非常周到,積分也較高,但本身因被從嚴減刑,暫停了減刑,正式重啟后一次最高才能減刑6個月,而且間隔要2年,改造積極性嚴重受挫。如果這類罪犯的財產刑判項由于涉眾無法處理,基本上一年也減不了刑,或者需要法院的執行部門出具無可供執行財產后才能減刑3個月,這對服刑人員是特別大的打擊,有個別罪犯甚至自暴自棄放棄改造,對監管安全秩序造成相當的壓力。如果郭某思案發生后又要在此基礎上再進行普遍減刑從嚴的話,可能會把壓力轉嫁給監管場所。

  總之,郭某思9次減刑出獄再犯罪是原來寬松減刑政策下的個例,不具有普遍性,其前期寬松減刑的政策早已被糾正,不能因為他的案件再次暴露于公眾視野之中引起群情激憤,就再進一步從嚴導致矯枉過正。監獄服刑人員的管理既不能僅以減刑為核心進行單一激勵,也不能對減刑激勵作用忽視不見,只有建立科學、合理、多層次的有效激勵改造模式,才是化解監管壓力和改造痛點的重要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