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涌被控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案

時間:2015-09-08 來源: 作者: 瀏覽: 打印 字號:T|T

【案情簡介】

遼寧省鐵嶺市人民檢察院【鐵市檢刑訴(2001)第54號】起訴書指控:1995年底至2000年5月,被告人劉涌以沈陽市嘉陽(百佳)集團為依托,伙同被告人宋健飛糾集吳靜明、董鐵巖等組成相對穩定的具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組織。指控劉涌犯有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故意傷害罪、搶劫罪、敲詐勒索罪、私藏槍支彈藥罪、妨害公務罪、非法經營罪、偷稅罪、行賄罪。

被告人劉涌一審被判處死刑,經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后改判為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提審,劉涌再次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起訴書對劉涌等人指控的犯罪事實總共有53起,時間跨度從1989年9月至2000年8月。其中,關于被告人劉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事實總共包括24起,在這24起中可以獨立構成犯罪的有10起,該10起?指控中只有第8、14起?與被告人劉涌有關聯。關于第8起,起訴書的表述是1997年4月21日,尚寶成與韓孺發生爭執,尚寶成求劉涌出面說和,劉涌說和不成毆打了韓孺至其輕微傷;關于第14起事實起訴書表述為“1998年11月,被告人劉涌等……飲酒期間,與同桌的張凡發生矛盾,被告人劉涌持房霆的手槍朝該酒店天棚鳴放一槍后便揚長而去?!?

劉涌涉黑案件中涉及的“命案”僅有一起,起訴書表述:“1999年10月,被告人劉涌因云霧山煙銷售情況不好,指使被告人程健去市場查看并收拾經銷同類香煙的業戶。同年十月十五日,被告人程健、宋健飛、吳靜明、董鐵巖、張新民等人先后竄至沈陽市和平區南市農貿大廳,程健派徐景巖(在逃)領董鐵巖上樓指認了經營云霧山煙的業主王永學。嗣后,在該大廳二樓李凱宋健飛等人對其毆打、至被害人王永學遭受鈍性外力作用,造成右肺門破裂,右心房破裂,急性失血性休克合并心包填塞而死亡?!倍碜诓牧巷@示:1、公司香煙業務的經營由程健負責,此事被告人劉涌確實不知道;2、嘉陽集團公司是云霧山香煙在東北地區的總經銷。因市場假煙較多,煙廠為維護自己產品鼓勵經銷商打假,每抓到一箱假煙,廠家獎勵其一箱真煙,程健等抓假煙的積極性很高;3、被害人王永學可能在經銷假煙。


【辯護思路】

這是一起較為復雜的案件。起訴的犯罪事實數量多達53起;時間從1989年9月至2000年8月跨度長達十多年。

這又是一起現象嚴重且典型的違法辦案的案件。如,(1)律師的會見受到重重阻礙,長時間無法會見。后來即使在允許律師會見的時候,也受到會見時間長度等限制;在羈押監室進行會見;在會見場所的墻壁上公然貼著律師的一言一行“都在被攝錄中”的威脅性告示……。(2)刑訊逼供的問題嚴重。會見中被告人講述了自己受到了駭人聽聞的刑訊逼供;庭審中,大多數被告人都表示自己受到了刑訊逼供;卷宗材料中各被告人對同一事實的表述高度一致,但在法庭審理的單獨訊問中,他們的翻供的表述又高度一致。而這前后的兩個一致相比較,其內容又大相徑庭……。(3)相關鑒定同實際情況存在嚴重誤差等。所有這些都是可能產生錯案的因素,依靠對世事的分析,依靠對事實和卷宗材料差異的分析揭露違法辦案的情況,向法庭提供做出正確判斷的材料和意見。

劉涌案件當時在社會上反響很大,尤其在輿論的誘導下許多事實被歪曲,社會上的種種傳說與案件的實情出入很大,甚至有媒體公開刊登了辦案機關編造的律師對劉涌辯護詞的內容(該內容純屬強詞奪理且違背職業道德),勢必引起公眾的不滿。

因此,該案在辦理過程中直至再審程序后,始終是波折不斷,壓力不斷,連京都律師所都曾因此而遭受威脅。社會上對該案的評說和猜測也經久不息。

劉涌案再審十幾年后的今天,將律師的辯護詞公諸于世,也有助于讓人們了解該案的真實情況。




辯護詞


審判長、合議庭:

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田文昌律師、北京市萬森律師事務所佟林律師接受被告人劉涌親屬的委托,擔任其涉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一案的一審辯護人,依法參與本案的審理。介入本案后,在審判階段,我們在武警戰士及公安干警6人在場的環境下會見了被告人,閱讀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并進行了必要的調查取證工作?,F發表辯護意見如下:


關于本案的程序問題

程序法是實體法目的得以實現的基本保障。然而,本案在辦理過程中,程序上存在嚴重問題,主要反映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剝奪律師與被告的單獨會見權,使被告辯護權受到嚴重妨礙。

被告同其辯護律師單獨會見,是我國刑事訴訟法賦予被告人及辯護律師的一項基本權利,其目的不但可以保證被告人獲得必要的法律幫助,也可以使被告人在排除干擾、威脅的情況下,如實陳述案情,為律師分析案情和進行調查取證工作提供必要的線索。律師單獨會見被告人,是律師行使辯護權的重要保障,法庭也只有在全面了解控、辯雙方的材料和意見的基礎上,才能兼聽則明,做出客觀、公正的判決。但是,本案從審查起訴,直到審判階段,法律賦予的此項權利均未得以實現。

審查起訴階段,我們曾多次向檢察機關提出會見申請,在獲得準許并明確注明偵查人員不在場后,我們到看守所會見時,得到看守所所長的答復是,此被告人不歸他們管(人犯是否在看守所羈押?是否合法?),讓我們找專案組。專案組開始是不準會見,經交涉后,雖同意會見,但限制會見時間(30分鐘),同時偵查人員在場。本案涉及個案53起,任何人都會明白30分鐘會見純屬流于形式。我們無法接受這種違法會見。也就是說,本案在審查起訴階段,律師的會見權被粗暴剝奪。

進入審判階段,律師仍不能依法會見。律師會見時,在場監視的武警戰士及干警多達6人。更為嚴重的是,我們是在監室進行的會見,監室的墻上,堂而皇之地貼著告示,“你的言行都在被攝錄中,請依法進行會見”。這是對律師及犯罪嫌疑人的一種威脅。審判階段仍不允許律師單獨會見被告,這在我國二十余年司法實踐中也是罕見的,是公然無視法律的行為。

二、刑訊逼供既嚴重,又普遍,具有典型性

1、?絕大多數被告均受到刑訊

在會見時和法庭上,劉涌及諸被告均反映了偵查人員駭人聽聞的刑訊行為(例:把人扒光衣服大字型固定在水泥地的預埋鐵件上,用電棍給其“按摩”,重點部位是腳心、腋下及生殖器等;審訊前,給其吃一種藍色的藥片,使其處于迷幻狀態,讓說什么就說什么;長時間關在鐵籠子中;長時間綁在老虎凳上;扒光衣服讓蚊蟲叮咬;預先編造好口供在刑訊中強按手印等等)。如此情況下取得的口供,怎么能做到客觀真實呢?辯護人提請法庭對此問題予以充分注意。

2、私設看守所,為刑訊提供便利

庭審調查表明,劉涌及本案多數被告人被抓獲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未羈押在看守所內。他們在不同時期,被分別關押在刑警支隊地下室、黑牛溝、警校、警犬基地等處。這一違法行為,使得公安機關可以不受任何拘束,完全控制著各被告人,也為刑訊逼供提供了便利條件。

3、?口供嚴重失實,被告當庭紛紛翻供

本案在法庭審理過程中,多數被告均當庭翻供。其理由是“不那樣說就挨打”,“實在經不起折磨”。并且,很多被告表示,直至庭審之前根本就不知道預審筆錄的內容,只能任憑預審人員編造。為了掩蓋刑訊的事實,偵查機關專門制作了錄像,事先寫好一些供詞讓被告背熟,然后再拍錄像。背錯了就長時間折磨,之后再重拍。反復多次,直到他們滿意為止。

如何解釋被告人翻供?是否翻供就是態度不好?就是狡猾抵賴?辯護人認為,我國法治的根基是以事實為依據,對被告人翻供問題應當實事求是地加以客觀分析。

針對本案,庭審調查表明:

(1)并非所有被告人一概不承認自己的犯罪事實。多數被告人的翻供都是有選擇、有一定依據的。包括劉涌在內,很多被告都承認自己的一些行為,甚至承認自己在某些問題上確實有罪。

(2)被告人當庭的分別陳述和共同對質,基本上沒有矛盾,且可以得到相互印證。本案的法庭審理是很嚴格的,對每一起事實都是在單獨訊問、質證之后又進行當面對質。并且,在偵查、審查起訴直至審判階段,各被告人都受到嚴格的監控。在這種條件下,各被告在法庭上的供述和辯解卻是如此的一致,說明了什么?只能說明其真實性和可信性。

(3)預審筆錄中,各被告人供述之間及它們同證人證言之間,出現了驚人的相似之處。如何看待這種如同出自一人之口、一人之手的筆錄?采信這樣的證據,是證據使用原則的大忌。更有甚者,在預審筆錄中竟然出現了對不在現場者作案過程的描述,并且多名同案被告的描述可以相互銜接。比如,在本案第23起案件的庭審調查中證明:被告人李志國的妻子當時正生孩子,她根本不在現場。但各被告在預審卷中卻一致指認他在現場,并且說的有板有眼,天衣無縫。這些筆錄是怎么來的呢?如果是各被告人的編造,為什么能在受到嚴密監控、無法串供的條件下,編造得如此一致、圓滿?上述情況足以說明預審筆錄的不真實性。

(4)被害人的證言中,居然出現了兩位預審員同時訊問兩個證人,兩份筆錄出自完全相同的時間段的情況。辯護人在第9起案件的庭審調查時,指出了這一問題,而且得到了公訴人的證實。

當這一切事實擺在法庭之上,預審筆錄與當庭供述孰真孰假,自然就十分清楚了。在此種情況下,如果再堅持將預審筆錄作為定案依據,那么,這么多天、這么多人的庭審活動就成為徒勞,就失去了意義,就等于由偵查機關辦案和定案。刑事訴訟活動為什么要由偵查、起訴、審判三個階段來完成?就是要通過公、檢、法三機關加上律師的相互制約,來求得司法活動的公正性。如果在上述情況下,還一味堅持以預審筆錄為準,我們的審判活動還有什么意義呢?辯護人的態度十分明確而堅決:本案的預審筆錄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4、“串供”的假設不能成立

本案的庭審調查,出現了各被告人推翻預審口供之后,在單獨訊問及共同質證中卻陳述基本一致的情況。這很自然地使人們聯想到被告人之間有無“串供”,但,本案又具有其特殊性,此假設不能成立。

在本案的偵查直至開庭審理的全過程中,所有被告人均處在極其嚴密的、甚至違法的監控之中,律師的單獨會見權也被剝奪。由此看來,這種監控雖然違法,但在客觀上卻排除了各被告人之間串供及律師幫助串供的可能性??梢哉f,如果“串供”,唯獨偵查機關有此條件。

5、刑訊逼供的目的,主要是針對劉涌

通過全部庭審調查,辯護人提請法庭對以下兩個問題予以高度重視:

(1)預審卷中諸被告供述的內容基本一致,而法庭調查中各被告的供述和辯解及他們共同對質的內容又基本一致,但此兩個一致之間卻又極不一致而大相徑庭。在此兩個大相徑庭背后的高度一致性之間,已經充分暴露出預審筆錄中的大量虛構情節,而這些情節中的主要內容,就是每一起案件都必有劉涌指使。

(2)在預審筆錄中指證劉涌指使、授意的多起犯罪事實中,在庭審中絕大多數已被推翻,諸多同案被告均不承認有劉涌指使、授意。庭審中不只一個被告講:預審員告訴他,“主要目的就是要砍劉涌的頭”,所以必須承認是劉指使。如果確有此事,那么辯護人要問,究竟是法律要砍劉涌的頭,還是某些人或某個人要砍劉涌的頭?這是個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如果是后者,那么,繼劉涌之后,是否還會有其他人隨時都會面臨被砍頭的危險。

這種先入為主,目標明確的預審筆錄,還會有什么公正性可言?

辯護人嚴肅地提請法庭認真調查此事。

三、司法鑒定有明顯問題

司法鑒定是法庭定案的重要依據。但在本案的庭審過程中,通過控、辯雙方對鑒定結論的質證,可以明顯地看出本案的司法鑒定結論存在諸多問題,并且性質嚴重。

1、有的鑒定材料來源不清、時間久遠,甚至沒有原始病歷(如:對孫巖、雒崇力、李俊巖、趙智、孫樹鵬等人的鑒定就沒有任何原始病歷);有的連致害人的名字都對不上號(馬宗義、馬守義是否為同一人?)等等。

2、傷害鑒定違反法醫學原理,不能自圓其說。如:不做實際的活體檢查,僅憑偵查機關提供的不完整且未經證實的文字材料,即得出鑒定結論;僅憑傷口疤痕形狀即得出傷口成因,等等。

3、鑒定違背客觀事實,甚至將醫療手術的刀口充作致害的傷口。如:對崔巖案件的鑒定認為,被害人腹部外傷構成重傷。事實上主要的疤痕卻是手術后留下的刀口15.5cm,真正的創傷為四處分別為1.5cm;1.5cm;1.2cm;1.2cm長,而這些創口的標準并不構成重傷。

4、大多數鑒定對構成傷殘結論與被告人的致害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沒有任何證明力。由于案件發生日期與鑒定日期相隔幾年甚至十幾年,不排除被害人在本案件發生前后曾受到其他形式的傷害并產生傷害結果的可能性。

5、財產損失的估價鑒定,沒有實物,僅憑被害人口述而做出。這種做法只能算作一種記錄,何以成為鑒定?

上述問題客觀地反映出,本案的司法鑒定帶有明顯的傾向性,不能給法庭定案提供科學的依據。因此,辯護人提請法庭予以重新鑒定。

以上程序上的嚴重違法性,造成指控證據的不客觀、不真實,給法庭的公正審理制造了嚴重的障礙,使本案的公正審理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基礎,人為地制造了鑄成錯案的隱患。希望這些問題能引起法庭乃至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另:鑒于庭審中諸多被告紛紛提出刑訊逼供問題,請法庭在庭后對各被告采取必要的保護措施,避免發生不該發生的后果。

關于本案的實體問題

關于本案所涉及實體內容的辯護意見,辯護人采取分類歸納方式,向法庭分別加以闡述。

一、關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

(一)關于涉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分類與歸納。

在指控的53項犯罪事實中,涉及黑社會性質犯罪的共有24起(第1至24起)。

1、在起訴書指控的這24起案件中,指控有劉涌參與且可以獨立構成犯罪的有10起,即2、3、9、11、13、15、16、17、18、19起。

在該10起事實中有7起完全無證據證明與劉涌有關(無指使、授意)即第2、3、9、11、13、16、19起。

另外3起屬明顯證據不足,即15、17、18起。

2、在該24起案件中,指控劉涌參與而不能獨立構成犯罪的有9起。

其中,有7起無證據證明與劉涌有關(無指使、授意),即第1、4、5、6、7、10、12起。

另外2起確有劉涌參與,即第8、14起。

3、在該24起事實中,另有5起事實在起訴書中并未涉及到劉涌。

綜上可見,在起訴書指控的24起有組織進行的涉及黑社會性質的案件中,證據明顯不足的有3起,有證據能證明劉涌參與的只有2起。

(二)關于24起涉黑案件的證據情況

1、獨立構成犯罪的部分:(共10起)

(1)傷害劉燕案(第2起)<無證據>

本案有2名被告參與。庭審中,無一被告指證有劉涌授意,而劉燕證言又無法證明本案的預謀及授意、指使過程。因此,無證據證明與劉涌有關。

(2)傷害致死王永學案(第3起)<無證據>

本案有8名被告參與,只有程健一人指證劉涌直接授意其他被告到煙市毆打王永學,同時又否認自己參與本案,而本案另外幾名被告在庭審調查時均未指證是在劉涌的授意下到煙市的,卻一致指證是受程健指使。并且,宋健飛堅持自己是在程健找其幫助打假的程中,糾集的其他被告人,同時還證明因此事受到劉涌指責,說劉指責他不該管程健的事。此供述在庭審中與劉涌當庭供述相互印證。這些證據可以充分證明,劉涌與此傷害致死案毫無關系。

(3)滾石迪廳傷害案(第9起)<無證據>

本案有7名被告參與,在庭審中各被告均未指證劉涌組織策劃并授意本案其他被告打砸被害單位。而起訴書指控劉涌在該案中調戲女青年一節,在庭審調查中辯護人已當庭指出,證明此節的證人證言是辦案人員違法向兩位證人收集的。并且,劉涌當時去迪廳時其女友一直在他身邊。

(4)傷害喬晨剛案(第11起)<無證據>

本案有3名被告參與,均證明劉涌根本不知情。這完全是一起突發的斗毆事件,并且,劉涌因此事將主要參與者司機劉凱峰除名。此足以表明劉涌對此事的反對態度。

(5)大衛宮互毆傷害案(第13起)<無證據>

本案是因誤會而引發的突發事件,有多人在場參與,矛盾的激化是因被害人(多名是警察)一方先動手毆打劉涌等人而引發的。庭審中辯護人詢問了所有知情被告,均稱劉涌沒有在后來發生毆斗的現場,也沒有指揮或授意本案其他被告毆打被害人。并且,當時在場參加筆會的書法家徐甲英和李殿有也有證言證明,劉涌回到毆斗現場時毆斗已經結束,劉涌既未參與也未指使。

(6)傷害李俊巖案(第15起)<證據不足>

本案是沈河與和平兩區刑警隊的警察在劉涌所投資的沈陽浴樂城酒后無德鬧事而引發,用劉涌自己的話說,誰也不愿意在自己的經營場所引起事端。所以,實際上本案自始至終劉涌均扮演調解人的角色、至于致傷被害人一節,當時在場的所有人均無法說清,因為當時在場的所有被告均證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當時在包房里只有劉涌和被害人李俊巖兩個,致傷過程只有此二人自己能夠說清。因此,本案在沒有對被害人傷情做出詳細技術分析或偵查試驗,法醫鑒定又是在傷后兩年多做出的情況下,認定被害人的傷是劉涌故意開槍擊傷,顯然證據不足。對此,公訴人是最清楚的,因為在起訴書中公訴人也沒有表述在包房里劉涌槍擊被害人時有無第三人在場,顯然公訴方回避了辯護人強調的這一情節。

(7)小格蘭酒店傷害案(第16起)<無證據>

本案參與的被告近10余人,庭審中,辯護人詢問了所有到場被告,均未證明劉涌曾到過報復黃剛的現場和劉涌有任何指使,而被害人既沒有指證劉涌到現場,又無法證明本案中組織策劃指揮到第四醫院報復黃剛的預謀過程。因此,本案與劉涌無關。

(8)傷害范振斌案(第17起)<證據不足>

本案參與的被告有5人,除授意傷害范振斌的馬宗義一人說找過劉涌幫忙外,其余4人均予以否認。在庭審中,不僅證明馬宗義在娛樂城曾找宋健飛等4人幫忙,而且該4人詳細陳述了馬當場拿出兩張范的照片讓宋等作為辨認使用,以及找宋健飛幫忙打人的詳細過程,包括當時四被告人所坐的方位都當庭陳述得非常細致。該案形成4比1的證據,即有4人否認劉涌指使。并且,在最后陳述時,連馬宗義也改變了曾找劉涌幫忙的說法。

(9)中街拆遷傷害案(第18起)<無證據>

本案有5名被告參與,無一人指證有劉涌指使。不僅如此,在庭審中各被告還詳細說明了本案的起因,即因雇用的工人與被害單位的職工發生矛盾而引發本案。通過各被告的當庭陳述,不僅證明劉涌個人與本案無關,而且還證明本案與劉涌所投資的房地產公司的動遷工作及工作人員無任何關聯。

(10)傷害算命人崔巖案(第19起)<無證據>

本案有4名被告參與,宋健飛供認系他自己所為,與劉涌無關。且事后劉涌譴責宋,并因此與宋斷絕往來。對此情節,庭審中被告宋健飛還詳細說明了細節,如劉涌為此事責問宋健飛:“你是打人專業戶還是個體派出所所長?”。宋健飛還稱自該案發生后直至被判刑拘時,從未與劉涌見過面。此事實不僅證明劉涌與本案無關,而且證明劉涌對宋健飛等人經常斗毆惹事的行為,不僅反對而且非常反感。

2、不能獨立構成犯罪的部分(共9起)

(1)強租盛京飯店案(第1起)<證據不足>

從法律關系上看,劉涌租門市房是通過曹俊琪直接與盛京飯店商談的租房事宜,且當時吳迪的雙興購物中心已停業,劉涌與吳迪之間并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從證據上看,本案各被告除程健外,無一被告指證劉涌指使。吳迪作為被害人所作的陳述矛盾百出,一份證言中,僅房屋的租期、租金及裝修費用就出現了多種說法,難以令人相信。不僅如此,還將其不可能知道的事或道聽途說的情況,作為證言來證明,如對于放在紙袋里的錢能準確說出數額等。這種證言的來源和真實性都存在諸多疑點。至于曹俊琪稱被勒索25萬元一節,只有曹本人指證,無其他相關證據佐證,劉涌則持否認態度,形成一對一證據。因此,勒索的事實無法認定。

(2)(3)(4)、煙市斗毆案(第4、5、6起)<無證據>

在此三起多人參與的案件中,均無人指證劉涌指使。起訴書指控的4、5、6起案件,均系經營過程中的具體經營人因與相鄰業戶發生矛盾而引發,而起訴書為了渲染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名而故意將這三起治安案件夸大。此三起案件,不僅因危害后果輕微而不構成犯罪,而且與劉涌無關。庭審中,參與該三起案件的被告人均否認劉涌指使、授意各被告毆打被害人的事實。至于向劉慕林案勒索9000元人民幣的問題,案中只有被告程健承認向劉慕林索要9000元的事,但又明確講“劉涌沒讓我要錢”。因此,認定該三起案件系劉涌指使、授意及勒索劉慕林錢款,明顯證據不足。

(5)妨害公務案(第7起)<無證據>

此案有2名被告參與,均未指證有劉涌指使。且此案為一起治安案件,毆打行為是在執行公務過后發生的,因此,指控妨害公務罪不當。

(6)毆打韓孺案(第8起)<有證據證明劉涌參加>

此案有4名被告參與,是一起突發性斗毆案件,有劉涌參與,劉亦承認。

(7)休閑廣場打砸案(第10起)<證據不足>

此案因劉涌出面調解糾紛而引起。

劉涌當時系商會副會長和個體協會副會長,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找其調解一些糾紛無可厚非。而劉涌本人與服裝生意無關,無同業競爭問題。事后發生的打砸行為并非劉涌指使,此案有3名被告參與,庭審中無任何一個被告指證是在劉涌的授意指使下所為。因考慮到事件的起因與劉涌出面調解不成有關,所以辯護人將其列入證據不足的類別之中。

(8)光榮街打砸案(第12起)<無證據>

本案因劉涌幫助白而為調解紛爭而引起。當時參與的諸被告均證明事實上調解成功,并無任何不良后果,更無打砸的事實。起訴書僅憑“被害人”單方言辭,即認定劉涌授意打砸,顯然是不負責任的指控?!氨缓θ恕弊C言如何形成?值得懷疑。

(9)在酒店向天棚開槍案(第14起)<確有劉涌參與>

劉涌參與并當庭承認,系普通治安案件。

(三)關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構成條件的法律分析。

公訴方認為被告人劉涌自1995年末至2000年5月,有組織地實施了24起犯罪。并試圖通過這24起案件認定,本案各被告在實施犯罪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具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組織。

庭審調查及舉證、質證表明,指控被告劉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具體事實證據不足;與最高法院司法解釋所確定的四個標準不符。理由如下:

1、沒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

在絕大多數案件中,既無劉涌唆使、授意,又無劉涌參與。因此,公訴方指控的諸起案件所涉及的各被告之間沒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

2、作案無明確的目的性。

該24起案件中多屬突發性案件,沒有事前預謀。如中街打砸“大藥房”案件,在庭審調查中已明確其起因,且已證明不僅與劉涌無關,與嘉陽集團的工程也沒有任何關聯;傷害技術監督局人員及王永學案,在庭審中已查明與劉涌及其所投資的嘉陽集團也沒有直接、必然的聯系。其他個案中也難以找出與嘉陽集團的聯系。

3、無嚴密的組織性和紀律性。

庭審調查證明,多起案件劉涌事前甚至事后都并不知情,往往是幾名被告臨時起意而結伙作案。由于其中一些人經常惹起事端,劉涌曾先后開除了三名司機并與一些人斷絕往來,更有一些人劉涌根本就不認識。所以,在各被告之間根本談不上具有任何組織性和紀律性。

4、成員并不固定。

在諸多被告中,宋健飛、吳靜明、董鐵巖、李志國、張新民均非劉涌所在嘉陽集團職工,另有三個司機均被劉涌因其惹是生非而除名。前述人員不僅未得到嘉陽集團的經濟幫助,也未得到劉涌在經濟上的任何幫助,何談以嘉陽集團為依托?何談以商養黑?庭審中宋健飛(第二被告)稱:劉涌是億萬富翁,我如果是黑社會性質組織中的領導者,我妻子用得著當坐臺小姐嗎?劉凱峰稱,劉德華演唱會是劉涌的公司主辦,可是劉涌連張門票都不給我,我能是骨干成員嗎?

5、起訴書指控的行為時間跨度很大,人員變化也大,有較大的偶然性。

因此,根據他們實施行為的具體表現,更符合刑法第292條關于聚眾斗毆罪和293條關于尋釁滋事罪的規定,應屬于結伙犯罪性質的共同犯罪。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明顯缺乏依據。

二、關于未涉及黑社會性質的傷害罪

起訴書指控的第25起事實以后,獨立構成傷害罪并涉及到劉涌的,共有4起。其中有2起劉涌構成犯罪,另外2起認定劉涌犯罪證據不足。

1、報復傷害寧勇案(第25起)<構成犯罪>

此案發生于1989年,系個人情感糾紛引起的報復傷害行為,且在起因上被害人有一定過錯。劉涌當時即投案自首,公安機關作了調解處理,并且劉涌已做了經濟賠償。此案即使繼續追究,也應當從輕處罰。

2、傷害佟俊森案(第26起)<構成犯罪>

此案發生于1991年,有證據證明系劉涌所為,劉涌本人亦承認有罪。

3、傷害孫樹鵬案<證據不足>

劉涌在場,但堅持沒有指使吳靜明開槍,吳靜明則堅持稱是自己玩槍走火而并非故意傷人,程健及在場其他人均未指證劉涌指使。指控劉涌指使明顯證據不足。

4、傷害劉寶貴案(第28起)<證據不足>

此案有吳靜明等人在場,劉涌不承認開槍。

此案系1992年發生,當時劉因此案被收審近一年,后認定傷害證據不足而結案。目前仍然證據不足。

三、非法經營罪<不構成犯罪>

被告人有經營香煙的執照和專營許可證,只是在零售過程中有一定的批發銷售行為,且庭審中公訴方沒有就本案的具體經營方式問題出示過任何證據,僅僅以執照中沒有注明批發業務而指控其犯罪。根據刑法第225條之規定,非法經營罪的犯罪對象是特指的專營、專賣物品,并非一切非法經營行為都可以構成該罪。被告人既然已經領取了經營香煙的執照和專營許可證,在經營范圍上就具有合法性,即使在批發與零售的具體經營方式上有一定的違法性,也不構成非法經營罪。

四、偷稅罪(共3起)<均不構成犯罪>

1、嘉陽房地產公司偷稅案(第43起)

該項交易中房屋買賣關系尚無結果,只交付了欲收購房款,申報納稅環節尚未開始,至少說尚未完成。因買賣結果最終尚未完成,因而不構成偷稅罪。并且,事實上,至今為止該項交易亦并未實現,因此指控其偷稅顯然缺乏依據。

2、盛京飯店偷稅案(第44起)

控方向法庭提供的證據表明:

(1)賣方尚未開具正式發票,而只開出了一個三聯收據。

(2)劉涌曾找賣方索取發票而未果。

(3)劉涌曾向有關部門舉報其不開發票問題。

控方所提供的此三項證據足以表明,劉涌所在公司因無發票而無法入賬并申報納稅。因此,未能納稅的原因在賣方而劉涌無任何責任。此種情況根本不構成偷稅罪。

3、風味樓偷稅案(第45起)

劉涌并非風味樓的法人代表,也非合法的董事長,而只是合作經營的投資方。刑法明確規定,單位犯罪的自然人主體只能是“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不參與管理的投資方不能構成偷稅罪主體。

所以,劉涌因不是納稅的直接主體而不構成偷稅罪,控方以數人證言證明劉涌唆使偷稅,其理由與刑法的規定不符。

五、行賄罪(共6起)

1、向馬向東行賄案(第48起)<不構成犯罪>

劉涌沒有謀取不正當利益,此項指控不能成立:

(1)沈陽中街地段的土地使用權是老干部局眾城房地產公司提出的申請報告,屬于正當利益。

(2)有證據證明馬向東對此申請批示后,劉涌才接管此項目,劉并未從馬向東處獲得任何利益。

(3)劉涌為此項目付出了代價(原眾城房地產公司轉讓價格為2000萬,后經談判協商,商定價格為1600萬。劉涌至案發止已實際付出了800余萬元),并未無償使用該土地。

(4)劉涌承認為“溜須”而給馬向東2萬美金,并無具體利益要求,依照我國法律規定,不能依此認定劉涌構成行賄罪。在此問題上,我國法律對行賄與受賄的認定有所區別。對受賄罪而言,無論給行賄人謀取的利益是否正當,均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而對于行賄罪,則必須以行賄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為前提。

2、向焦玫瑰行賄案(第50起)<證據不足>

此案中,認定劉涌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證據不足。

(1)劉涌與焦玫瑰二人關系密切,有相互送禮的情況,如焦玫瑰曾送給劉涌價格相當可觀的名人字畫。

(2)起訴書列舉的“焦玫瑰在沈陽市沈河區中街大藥房房主穆廣珍狀告沈陽市土地規劃局一案上給予嘉陽集團的幫助”,即不讓中級人民法院立案的說法與事實不符。首先,此訴訟中,嘉陽集團非訴訟主體,與該訴訟沒有直接的利益關系;其次,行政訴訟法對管轄問題有明確規定,此案件本應屬基層法院管轄,無需焦幫忙,而焦不同意在中法立案是正當、合法行為。

(3)指控劉涌給焦玫瑰2萬美金,劉承認只給1萬美金,且與劉涌手中所控制的焦玫瑰的10萬元股票可以相抵。

3、向劉實行賄案(第49起)<證據不足>

(1)二人關系好(世交),劉涌父親與劉實是老同事。

(2)二人有債權債務關系,有證據證明,直至案發后劉涌尚欠劉實個人70余萬,并由專案組找劉涌核實后由劉涌家屬償還。

(3)預審筆錄不實。對于劉涌向劉實行賄20萬元讓其裝修房子的指控,劉涌、劉實在庭審中都堅決否認。

(4)劉涌并未找劉實謀取過任何不正當利益。

可見,在該項事實中既無充分證據證明劉涌給過劉實20萬元,更無充分證據證明劉涌謀取不正當利益,而劉涌欠劉實70余萬元的事實卻有充分證據,并且在羈押中由其父代為償還給專家組。這一事實則既表明了二人私人關系的密切程度,又表明了債務人沒有向債權人行賄的必要性。

4、向高明賢、凌德秀行賄案(第51起)<證據不足>

劉涌當庭承認給高明賢送錢屬實,但堅決否認給過凌德秀任何財物。

向高明賢行賄的問題:

(1)劉涌的承包是正常的,無不正當性,未向高謀取過任何不正當利益。

(2)高明賢退休后劉涌仍給其送錢。此說明送錢的事實與不正當利益并無內在聯系,劉與高之間關系長久且密切。

(3)劉涌與高的兒子交往也深,婚禮時送禮,屬人之常情。

(4)劉成為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是因為本人有政績(有辯方提供的證據),與高明賢的“幫忙”無必然聯系。作為一個區的房管局副局長,高明賢并無那么大的權力去扶植劉成為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更不可能成為黑社會組織的官方后臺。

向凌德秀行賄的問題:

劉涌堅決否認給過凌德秀錢,且與凌無任何利益關系。即使凌德秀有證言承認此事,也只是一對一的證據,不能認定。

5、向姜新本行賄案(第52起)<證據不足>

(1)所謂的“零買斷”,實際并非是“零買斷”。劉涌對此是付出了代價的(a承擔了企業虧損;b買斷了該企業職工的工齡;c安置了職工就業;d關于使用權問題,是嚴格依照當時市政府文件規定辦理的,談不上二房東問題,更談不上無形資產的無償使用,未使國家受到損失。)

(2)劉涌否認給錢事實。

因此,該案既未謀取不正當利益,也無充分證據證明給錢的事實,也屬于一對一的證據,不能認定。

6、向農行楊禮維行賄案(第53起)<證據不足>

(1)劉涌承認第一次給楊5萬元港幣,因農行是協助劉涌出國考察,是給農行代表團的,非給楊個人。第二次春節時給楊5000美金,是禮尚往來(楊先給劉5套紀念金幣)。

(2)劉涌并未謀取不正當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對此同一事實在起訴書第43項指控劉涌偷稅時,用的是“預收購房款”,而在本項指控劉涌行賄時,又變成劉為取得農行“先行墊付的購房款”。如何能夠自圓其說?如果是“先行墊付”就更可以證明房款尚未交付(交易未完成),因而更談不上因為未申報納稅而偷稅;如果是“預收購房款”那就是一種正常的購房交易,就不存在為了謀取“讓銀行先行墊付款”的不正當利益。而在起訴書的表述中,又恰恰將二者順序顛倒過來。

顯然,為了同時認定兩種罪名,在同一訴狀中,竟然可以改變事實。如果不是“欲加之罪”,還能作何解釋?

綜上,辯護人認為,本案起訴書指控的大部分罪名不能成立。理由非常簡單,公訴方出具的三組證據,不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鎖鏈,且證據之間相互矛盾。特別是庭審中,多數被告強調在公安預審中存在嚴重的刑訊逼供問題,預審筆錄具有明顯的虛假性,致使被告的預審供述無法作為證據使用,使本身并不完整的證據鎖鏈徹底斷裂。也正因為上述原因,辯護人在此特別強調:如果本案的刑訊逼供問題不予徹底查清,如果不以經過當庭質證并得以相互印證的諸被告的供述作為定案的依據,無論判處被告人劉涌何種刑罰,其判決都無客觀、公正可言,也不可能經得住歷史的檢驗。

此外,庭審調查和辯論中,被告人劉涌陳述了兩個問題:(1)其曾以書面形式向中共沈陽市委徐書記和王洋書記狀告過沈陽市公安局長楊家林的違法亂紀行為,王洋書記對此有過批示;(2)劉涌曾與楊家林之子楊波爭買土地開發權,劉涌雖未成功,但因此造成楊家多花了三百余萬元。

此兩個問題是否屬實?是否與本案如此嚴重的刑訊逼供、違法鑒定及新聞炒作等問題有關?辯護人提請法庭對此予以高度重視。




劉涌辯護人: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田文昌

北京市萬森律師事務所?佟?林

2001年9月7日






關于因刑訊逼供而導致虛假供述的

補充辯護意見(一)


劉涌等22名被告被指控涉嫌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一案,在開庭審理過程中,絕大多數被告多次向法庭提出因刑訊逼供而導致預審筆錄不真實的問題,同時,多名被告當庭紛紛翻供。因該問題直接涉及到應以何種供述作為定罪的依據,從而直接關系到對這些被告應如何定罪量刑,辯護人再次請求法庭和有關部門對諸被告提出的有關刑訊逼供問題予以全面調查。同時,在此僅例舉數項具體事實以說明預審筆錄的不真實性(這種情況在多次供述中大量存在)。

一、在開庭審理的第一天,當各被告提出刑訊逼供問題時,公訴人曾當庭回答:后來情況不是有所改善了嗎?這種回答表明,事實上公訴人已經承認了確實存在刑訊逼供問題。

二、各被告在庭上多次提出刑訊逼供問題時,描述的情節、方式、動作、時間、地點、對話等內容非常具體、明確,有的連刑訊者的姓名、身份都記得非常清楚并當庭指出。
????三、在刑訊情節中,諸如,蹲鐵籠子、蚊蟲叮咬、長時間連續綁在老虎凳上,脫光衣服用電警棍“按摩”,直至尿變黃時才給水喝,多次給服用藍色小藥片,吃完后就飄起來,神情恍惚等等,且這些描述并非出自一、兩個被告之口。長期被分別隔離關押的20多名被告,如何能如此不謀而合、眾口一致?

四、劉涌等被告身上的電擊傷是客觀存在,劉涌被打掉兩顆牙齒也是客觀存在,偵查機關對此應如何解釋?

五、諸被告的預審口供驚人的相似,在庭審中當庭翻供時的內容又是驚人的相似,而在兩個相似之間卻又截然相反。二者差別的核心問題是“劉涌有無指使”,即在預審中幾乎每人都要講到有劉涌指使,而在庭審中又統統否認有劉涌指使。這個問題是涉及到對劉涌如何定罪和能否構成黑社會犯罪的關鍵問題。

值得重視的是:諸被告長時間一直處于隔離關押狀態,連律師在審判階段都不能單獨會見,且在會見場所有錄像監控。在這樣具有違法性的嚴密監控下,可以完全排除各被告具有串供的條件。而在開庭審判時,又是先進行單獨詢問,爾后再進行當庭對質,其程序十分嚴格。在此情況下,多名被告當庭翻供的內容的高度一致性,可以反映出其當庭供述內容的真實性。

六、諸被告雖然當庭紛紛翻供,但并非一概否認自己的犯罪事實,而是對大部分犯罪事實供認不諱,所否認的內容主要是不真實的情節和預審時被迫承認有劉涌指使的問題。劉涌本人對自己確實參與的幾起犯罪在庭審時也同樣供認不諱。并且,諸被告當庭供述的內容相互之間沒有矛盾。這些事實進一步印證了諸被告當庭供述內容的可信性。

七、本案中王永學傷害致死一案,本案第二被告人宋健飛在預審階段中供述:劉涌曾指示他找“賣假煙的”并聽從被告人程健的安排。但在法庭調查的單獨訊問中,劉涌講本案案發前聽說宋健飛幫程健“打假”,就責罵宋健飛:“程健的事兒我都不管,你管什么?”,宋健飛第二天就沒有再去“打假”,直至案發當日才又參與。劉涌的上述供述在沒有任何串供可能的前提下,當庭又被宋健飛完全復述,包括“打假”、責罵等細節完全吻合,宋明確否認此案是受劉涌指使,由此可見宋健飛在預審階段的供述是虛假的,虛假的原因據宋健飛本人稱是受到嚴重的刑訊逼供。此情況,包括具體細節應引起法庭的高度重視。

八、在起訴書指控的第23起犯罪事實中,庭審調查表明:被告人李志國的妻子案發時正在生孩子,李志國并不在犯罪現場,而預審筆錄中其他同案被告卻一致供述他參與作案,且描述的情節詳細、具體。這個實例足以反映出預審筆錄的不真實性。

九、諸被告在審查起訴階段和法庭審理時,曾多次向律師、公訴人和法庭提出對刑訊逼供的控訴,并要求對被刑訊后的身體狀況進行傷殘鑒定,這種要求是正當合理的。

十、在本案的22名被告中,劉涌與其中八、九個人并不認識,直至在法庭上都不知道其姓甚名誰,在預審筆錄中卻也有關于指使這些人犯罪的表述。

十一、在本案被告中有兩名原是劉涌的司機,即劉凱豐、項培岳,都因尋釁滋事、打架斗毆而相繼被劉涌除名。宋健飛因傷害他人曾三次受到劉涌譴責,第一次是傷害范振斌,第二次是傷害王永學,第三次是傷害崔巖,且在傷害崔巖后,劉涌因此事與宋健飛徹底斷絕往來。這些事實在庭審中均已得到證實,可以充分說明劉涌對這些人實施犯罪的反對態度十分堅決。然而在預審筆錄的供述中卻統統變成了是劉涌指使這些人犯罪。預審中這種供述的虛假性顯然是無法否認的。

十二、辯護人重點摘取了幾項傷害罪中的預審筆錄,將其與庭審供述列表予以比照

對照表中內容表明:

1、庭審供述與預審筆錄明顯不一致,甚至恰恰相反

2、預審筆錄中具有明顯誘供跡象,在訊問的最后,必有關于劉涌指使或為劉涌而犯罪的回答。

3、在這幾起犯罪中,各被告的當庭供述均否認有劉涌指使。

4、從情理上分析也可以看出,劉涌并不贊成甚至明顯反對實施前述犯罪行為。

因此,該對照表既可表明預 審筆錄的不真實,又可表明劉涌并未指使他人實施前述犯罪。前述例舉的諸項事實和問題表明,在偵查階段因刑訊逼供而導致預審供述筆錄嚴重失實的問題是難以否 認的,這個問題會直接影響到對劉涌等諸被告如何定罪量刑。盡管本案中包括劉涌在內的多名被告確實有罪,但根據罪刑法定和罪行相適應原則,對其犯罪的性質、 情節和嚴重程度應當予以公正判決,避免因刑訊逼供而造成判決失實、量刑畸重的后果。對本起影響重大的案件,更應當慎重處理,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以上補充意見,請予重視。






劉涌辯護人:

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田文昌

2001年11月15日



關于再次申請對涉案傷殘情況進行重新鑒定的

補充辯護意見(二)


司法鑒定是法庭定案的基本依據。本案在庭審過程中,控、辯雙方對控方出具的《傷殘鑒定書》(下稱《鑒定書》)進行了質證。辯護律師對這些《鑒定書》所提出的尖銳意見相信已經引起法庭的重視。這些《鑒定書》存在嚴重瑕疵,依法不能作為證據使用,更不能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F提出補充意見如下:

一、《鑒定書》有多處對侵害人的介紹及案情的描述,這種描述違反慣例,帶有引導性的主觀色彩,使司法鑒定缺乏客觀性。如:對周剛的鑒定,寫明侵害人為劉涌等人;對崔巖的鑒定寫明侵害人為劉涌雇傭宋健飛等三人;對寧勇的鑒定,寫明侵害人為劉涌團伙成員;對佟俊森的鑒定,侵害人描述為劉涌等七、八人;對劉寶貴的鑒定甚至做了案情描述:“1992年10月6日晚10時許,劉寶貴在執行公務時,被劉涌用獵槍擊傷右大腿……”劉涌一案偵查之初即被炒得沸沸揚揚,在人們心目中劉涌已經成了一個十惡不赦的壞蛋,即使沒有人授意,這些引導性的描述也會影響鑒定結論的客觀性。

二、《鑒定書》的形成缺乏科學性。大部分鑒定不是在案發當時做出的。而制定鑒定書時,部分案件的鑒定沒有被害人的原始病歷做依據,也沒有使用科學的檢測手段進行檢查。由于形成鑒定結論的過程和方法均不科學,必然影響到其結論的科學性。

三、《鑒定書》的鑒定結論是錯誤的?!惰b定書》作為證據使用,就必須保證其內容是真實的,結論是正確的。而本案的有些鑒定結論引用標準有誤,或有意無意地加以回避,影響了鑒定結論的科學性,結論明顯是錯誤的。其一、部分鑒定沒有列明得出鑒定結論所依據的標準;其二、有的鑒定雖然列明了標準,但事實情況卻不符合該條標準的規定,所以結論明顯錯誤;其三、有點鑒定引用的標準過于概括,不能得出具體、明確的鑒定結論;

四、《鑒定書》沒有與本案起訴事實之間的關聯性。由于本案的大部分案件發生時間距鑒定時間久遠(有的長達十幾年),不能排除被害人在此期間受到其他傷害的可能,所列傷害結果與侵害行為之間的關系缺乏必要的資料支持,其因果關系不能完全得以證實。鑒定對于損傷的成因、損傷的性質、時間等缺乏相應的結論。????

現具體分析如下:

(1)、?劉涌的鑒定,僅符合傷痕長度的標準,并不符合造成容貌毀損或功能障礙的標準,依照《人體重傷鑒定標準》(下稱《標準》),該兩項應并存,缺乏一項就不能認定為重傷。

(2)、?范振斌的鑒定,病例上未見并發呼吸困難達35次/分鐘以上、口唇青紫記載,也未見類似的法醫學描述,依《標準》應構成輕傷、不屬于重傷;

(3)、?佟俊森的鑒定,僅描述為“左下肢行走跛行,左膝關節活動明顯受限”。鑒定時沒有測量活動度,依據《標準》構成重傷要求“關節功能喪失達50%以上”。此重傷結論缺乏依據;

(4)、?劉寶貴的鑒定,不符合重傷的標準。依據《標準》第8條第11項的規定,必須是損傷引起髖關節強直、攣縮畸形,或者關節功能活動度喪失50%以上。但是本例中對被鑒定人并未提及前述癥狀,相反在原始病歷和檢查記錄中卻有不支持重傷的情況。如解放軍202醫院1992年10月6日的記錄中,表述為右髖關節活動“略受限”。劉寶貴的傷曾進行三次鑒定,一次次都隨案件的深入而由輕傷到重傷、又到傷殘程度為6級這些鑒定過程說明了什么?能依據這樣的“證據”定案嗎?

(5)、?孫樹鵬等案件沒有病歷,法醫不可能恢復案件發生時的客觀情況,至多能做出分析意見書或文證審查書,不能做出《鑒定書》。

(6)、?李志國的鑒定同樣沒有病歷資料,僅憑目測有兩處疤痕是不能得出穿通傷的結論的,該創道是否存在沒有依據。

(7)、?人為地加重傷情,甚至違背客觀事實。如:對崔巖的《鑒定》認為,被害人腹部外傷構成重傷。但其依據卻主要是手術留下的15.5cm長度的刀口疤痕,而真正致害只有四處,分別為1.5cm;1.5cm;1.2cm;1.2cm長,這些創口依《標準》不能構成重傷。這種做法僅僅是疏忽?還是故意所為?

五、本案大量的《估價鑒定結論書》也能說明,辦案機關在進行相關科學技術鑒定時,其態度草率、武斷、不嚴肅。本案所有《估價鑒定結論書》均在同一天、由同一機關、甚至同一鑒定人做出的,其鑒定標的涉及數百件物品,在均無實物的情況下,僅憑被害人一方陳述就能迅速得出結論。其鑒定的可信程度可想而知。


綜上可見,本案眾多鑒定結論缺乏真實性和客觀性。我們呼吁法庭應本著慎重的態度,采納律師的意見,對本案的鑒定結論予以重新鑒定,并將時間久遠、事過境遷,其間被害人是否又受到其他傷害等因素予以充分考慮。

以上補充意見,請予重視


劉涌辯護人: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田文昌

2001年11月20日



二審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田文昌律師,北京市萬森律師事務所佟林律師,根據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在上訴人不服遼寧省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2001)鐵中刑初字第68號刑事附帶民事判決上訴一案中,接受上訴人劉涌的委托擔任其二審辯護人參加訴訟,依法維護其合法權益。

辯護人接受委托后,認真研究了一審判決書,查閱了有關卷宗材料及一審的庭審筆錄,并在此基礎上作了必要的調查取證工作。對本案事實及上訴人應負的刑事責任已有明確認識。認為一審法院對上訴人及辯護人提出的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有刑訊逼供的辯護意見以“經公訴機關調查,認定公安機關有刑訊逼供行為的證據不充分”為理由而不予采納是沒有法律依據的;認為一審法院認定上訴人犯有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缺乏事實依據;認為一審判決以“附表”形式任意修改判決主文第1項、第26項內容的做法是不負責任的?,F針對一審判決中存在的前述三個問題逐一說明,請合議庭予以充分重視。

一、本案在偵查階段公安機關有嚴重的刑訊逼供行為,因此,作為一審判決主要證據的“被告人在偵查階段的供述”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1、本案一審庭審調查中各被告紛紛翻供,絕大多數被告稱對偵查階段的預審筆錄不負責任,在預審階段曾遭受不同程度的刑訊或變相刑訊,并詳細陳述了具體過程。

2、作為上訴人在一審時的辯護人在一審法院于2002年4月17日恢復法庭調查時,當庭出示了秦龍、董坤、王琦(三人分別為現役及退役武警戰士,曾擔任本案中一審被告的看押工作)在北京市第二公證處公證員面前所作的證人證言,其內容足以證明本案在偵查階段不僅確實存在刑訊逼供而且非常嚴重。

3、上訴人在一審庭審調查中曾質問公訴人:“我坐在老虎凳上時你(指公訴人)看到了,我兩腿已腫到大腿根了?!惫V人面對事實只能實事求是的反問上訴人:“后期不是改善了嗎?!鼻笆鰧υ?,完全可以證實刑訊逼供行為的存在。

對于本案在偵查階段存在刑訊逼供的行為,既有一審各被告在庭審中的陳述,又有三位目擊證人證明,同時公訴人也沒有提出相反證據予以辯駁。因此,對于本案在偵查階段存在刑訊逼供這一事實理應被一審法院認定,但不知何故,一審判決卻以經公訴機關調查認定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有刑訊逼供行為的證據不足為由予以否認。對此,辯護人認為一審法院對本案中是否存在刑訊逼供行為的認定是錯誤的。

一審判決后,辯護人又于2002年4月22日在北京市第二公證處公證員面前收集了證人孫永新、邢小儒、辛建剛(三人為退役武警戰士,曾擔任本案中一審被告的看押工作)證明本案在偵查階段存在刑訊逼供行為的證人證言,已提交給合議庭,請合議庭予以高度重視,并請求傳證人到庭接受控辯雙方質證。

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25起;直接參與或指使他人故意傷害13起,致1人死亡,5人重傷(5人殘),7人輕傷;妨礙公務一起;故意損壞財物4起,非法持有槍支1支,非法經營額7200萬;行賄6起。其中最為嚴重的罪為傷害罪,因此罪上訴人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而認定上訴人犯有此罪的依據是公訴方在一審庭審調查時出示的三組證據:即證人證言、被告人在偵察階段的供述及鑒定材料。對于上述三組證據,辯護人在本案一審質證中曾明確指出:鑒于公訴方指控被告參與傷害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是指使、授意,因此,無論是被害人陳述還是其他證人證言,對授意、指使過程均不起證明作用;鑒定證書材料也只能說明被害人所受傷害的傷情程度。所以認定上訴人指使他人故意傷害的依據就是一審被告間供述的相互印證。鑒于此,本案能夠認定上訴人犯有傷害罪,一審各被告的口供是否真實就成為本案定案是否正確的關鍵。在一審庭審調查中,一審各被告均稱在偵查階段曾遭到不同程度的刑訊逼供(此事實前文已詳盡陳述),因此,根據刑訴法第43條的規定,本案一審各被告在偵查階段的供述已不能作為本案的定案依據,認定上訴人犯有傷害罪的證據已不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鎖鏈。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一審第一次開庭的法庭調查中,涉及該項犯罪事實的全部8名被告人中,無一人承認傷害王永學是受劉涌指使。這些被告當庭供述的核心內容是:

1、去找王永學是受程健指使。

2、不僅劉涌沒有指使他人犯罪而且宋健飛因此受到劉涌嚴厲的責怪,劉涌指責他不讓他管此事。

3、有7名被告在庭審中明確否認劉涌有過指使,只有程健一人為推脫罪責,說是劉涌指使其他人干的,但并未指使他(程?。┍救?。而程健的說法不僅與劉涌及另外7名被告的陳述有明顯沖突,且又強調劉涌并未指使他本人。

4、有幾人曾在預審中供述過劉涌有指使,但當庭都明確表示是預審員讓說的,不說就打。

5、劉涌始終都堅決否認指使他人打王永學一事,并強調自己事后嚴厲責怪宋健飛不該管這件事,且此陳述與宋健飛的當庭陳述完全吻合。

在一審第2次開庭恢復法庭調查時,參與該項犯罪的其他各被告又再一次重申以上情況,明確強調沒有受到劉涌的指使,而僅受到程健指使的事實,且程健則對這一說法亦不予反駁,并不堅持劉涌直接指使他人的說法。

以上兩次庭審調查的情況充分說明,在參與該項犯罪的8名被告中,并無一人證明或承認受到劉涌的指使,且這些被告還一再聲明,預審中曾承認過受到劉涌指使的供述純系逼供所為,其供述是虛假的。

綜上可見,在該項犯罪中指控有劉涌指使并非證據不足,而是根本就沒有證據。更何況,其他被告對王永學所實施的傷害行為只是拳打腳踢,并未使用兇器,也不能視為“手段特別殘忍、情節特別惡劣”。根據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也不足以適用死刑。

然而,一審法院卻不顧前述事實,仍以“被告在偵查階段的供述”為依據定案,對上訴人、一審辯護人以及一審各被告在一審庭審中的辯解及辯護意見置之不理,武斷判決,認定劉涌指使該項犯罪,并以該罪判處劉涌死刑。該項判決是明顯錯誤的,同時也是不負責任的。

二、本案上訴人是否構成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問題

1、要認定本罪能否構成,必須嚴格依照《刑法》第294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按法定的四個標準去衡量。該四個標準應當完全符合。

2、本案的法庭調查中,沒有就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具體犯罪構成和相關證據進行質證,所以無法從證據方面分析本案是否符合法定的四個標準。只能按照起訴書前24起事實的證據來分析是否構成本罪。

3、從起訴書指控的前24起事實的證據來看,不能得出上訴人等被告人是一個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結論。(1)對照起訴書和證據,沒有發現有嚴格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明確分工;(2)沒有明確的犯罪目的,特別是經濟目的不明確,很多屬于突發事件;(3)以嘉陽集團為依托、以商養黑的事實無證據證明。

4、證實上訴人等人構成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至少應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證據:(1)有明確的組織紀律性和明確分工;(2)犯罪目的明確,而且主要為經濟利益服務;(3)上訴人在組織起到領導、組織、策劃的作用。

對于前述觀點,辯護人在一審庭審辯論中陳述的非常清楚,但是一審判決對辯護人有理有據的辯護意見置之不理、武斷否定,用口號似的詞句空洞的描述編織了一副可怕的圖畫。對于上訴人如何聚斂錢財,以商養黑,賄賂了那幾個國家工作人員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縱觀整個一審判決全文卻找不到任何依據。例如:一審判決認定朱赤、劉軍二人犯有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二人雖是國家工作人員但在判決中卻找不到上訴人賄賂其二人的任何事實依據;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糾集宋健飛、吳靜明、董鐵巖、李志國等人結為較為固定的犯罪組織,并給與他們一定的經濟利益,但是在一審判決全文中找不到上訴人給予他們經濟利益的任何事實依據。

從上述幾個方面分析,辯護人根據本案現有的證據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犯有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證據不足。

三、一審判決以“附表”任意修改判決主文是不嚴肅、也是不負責任的。

一審判決主文第一項:“被告人劉涌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罰金人民幣一千五百萬元?!钡诙棧骸皩Ρ桓嫒藙⒂?、宋健飛、吳靜明……聚斂的財物及其收益,以及用以犯罪的工具,依法追繳、沒收(清單附后)?!睆囊粚徟袥Q主文第一項、第二十六項的內容上開,第一項沒有沒收上訴人個人財產的表述,第二十六項依法追繳及沒收的只是上訴人作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領導者所聚斂的財物及其收益,以及用于犯罪的工具。而附表中卻沒收上訴人的個人財產。對此,辯護人認為“聚斂的財物及收益,以及用于犯罪的工具”與個人財產有明確的界限,不能混淆;“清單”與“附表”也不是同一概念。因此,判決書所附應是上訴人“聚斂財物及其收益,以及用于犯罪的工具”清單,而不是列明上訴人個人財產的附表。一審判決中的“附表”對判決主文做擴大外延的解釋,任意變更判決主文是錯誤的。

以上辯護意見以及辯護人在一審中的辯護意見請合議庭在合議時予以高度的重視。同時,對于辯護人在一審及二審期間所提交的關于上訴人在本案偵察階段曾受到過刑訊逼供的證人證言請合議庭務必查實,使本案終審判決建立在既有法律依據也有事實依據的基礎之上,使終審判決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劉涌二審辯護人: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田文昌

北京市萬森律師事務所?佟?林

二OO二年五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