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準鑒定意見的突破口,京都梁雅麗、徐瑩律師專業辯護 二審從無期改判有期

時間:2020-03-09 來源: 作者:梁雅麗,徐瑩 瀏覽: 打印 字號:T|T
  2019年10月25日,京都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梁雅麗、徐瑩律師二審階段接受委托代理的翟某及李某(翟某之妻)被控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法院經審理撤銷了一審對翟某的無期徒刑判決,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同時對李某改判三年有期徒刑。本案系省級食藥系統專案,司法機關準備扎實、充分,社會關注度極高,涉案金額高達3600余萬元,偵查和審查起訴時間累計超過一年。在此情況下,案件二審獲得降等改判的情況較為罕見,這是梁雅麗和徐瑩律師充分運用行業類案專業辯護經驗,成功維護當事人權益的又一實例。

  迎難而上 不負當事人殷殷期盼

  一件一審被判處無期徒刑,涉案金額巨大的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的委托擺在了梁雅麗、徐瑩律師面前。這注定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一方面,《刑法》及司法解釋明確規定,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金額在50萬元以上,即可判處十年以上有期、無期徒刑甚至死刑,翟某一審被認定的涉案金額高達3600余萬元,遠遠超過該標準。同時,該案系近幾年國家對食藥系統進行行業整頓背景下出現的重大案件,也是S省上下關注的系統“專案”,專案系列同類案件,主犯均被判處無期徒刑。一審的判決,既代表司法機關對本案的認定結論,也是國家行業治理決心的體現,推翻難度極大。但另一方面,被告人翟某家屬反復哀告,再三表示一審法院對翟某的認定存在錯誤,量刑過重。加之翟某妻子李某也同案被判,兩人上有老父下有稚子,二審判決對這個家庭的未來至關重要。

  面對家屬的殷殷期盼,在認真審閱一審判決后,梁律師、徐律師敏銳發現,作為本案定性依據的“鑒定結論”和“專家意見”兩份證據存在合法性問題,翟某銷售的豬肉是否屬于法律規定的“有毒、有害食品”很可能存在爭議。加之家屬提出的案件事實爭辯,顯然一審對翟某無期徒刑的判決并不是建立在確實、充分的證據基礎上,案件的二審存在希望!

  兩位律師決定迎難而上,接受委托,并果斷把二審階段辯護工作的重點確定在案件事實調查和證據合法性審查兩方面。

  形成合力 用專業優勢找到突破口

  刑事辯護的專業化不僅要體現在法律意見輸出的專業化,更應體現在法律意見與專業意見結合輸出的專業能力上。近年來多發的涉及如食品、毒品、安全生產、信息系統、證券、票據金融等專門行業、領域的刑事案件中,犯罪行為定性的核心依據通常是專門行政調查部門或者司法鑒定部門出具的調查報告、鑒定報告。對調查、鑒定過程和認定結論的專業化審查,是行業類案件辯護成功的重要基礎。充分發揮北京優越的專業資源優勢,與專門行業領域的專家攜手為委托人提供法律和專業意見深度結合的有效辯護,已成為梁雅麗律師刑辯團隊的重要經驗。

  本案作為危害食品安全的行業類案件同樣如此。一審認定,翟某為使其經營的屠宰企業增加生豬出肉率獲利,雇傭號稱擁有“秘方”的劉某兄弟往活豬身上注射腎上腺素并灌注自來水增重后再屠宰銷售。翟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行為定性的核心依據在于對在案扣押生豬體內是否含有腎上腺素的鑒定結論,以及腎上腺素是否屬于國家在動物食品生產中禁止添加成分的專業認定意見。為了真正動搖法官對于鑒定意見和專家意見的堅定心證,為了案件真正找到有力突破口,在接受委托后兩位律師立刻形成調查提綱,就案件涉及的專業問題與北京某高校動物食品安全領域著名專家進行分析研究,最終在本案中定罪的核心證據中找到了突破口:

  第一,S省公安廳物證鑒定研究中心出具的“檢驗報告”在鑒定主體,鑒定方法、鑒定程序上存在明顯錯誤,不具有專業性、準確性,不應作為定性的主要依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有關鑒定問題的通知》的明確規定,在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中,應當有“省級以上衛生行政部門確定的機構”出具的鑒定結論。而本案中偵查機關委托的鑒定機構為S省公安廳物證鑒定研究中心,其并未獲得省級以上衛生行政部門確認的食品安全鑒定資質,不屬于國家認定的涉案食品藥品檢驗機構,鑒定人員也不具有該項鑒定資質。

  此外,根據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頒布的《食品中可能違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質和易濫用的食品添加劑名單(1-5批)》和國家衛生標準GB/T 9695.19-2008《肉與肉制品取樣方法》規定的要求,本案鑒定所使用的鑒定方法、鑒定檢材提取和檢材處理也存在明顯錯誤,在上述情況下做出的鑒定結論不具有客觀性和準確性。

  第二,鑒定報告反而可以證實,翟某銷售的豬肉并不包含腎上腺素成分,不會導致危害人體健康的結果發生。

  同時,兩位律師還從關聯性、權威性、客觀性等方面全面質疑了農業部屠宰中心提供的“專家意見”。特別是經審查發現,該“專家意見”系農業部獸醫局與中國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內部往來函件,未對外以部門規范、條例等規范化形式進行發布和公開,該函件也并非專門針對本案情況作出,因此不應被認為具有普遍約束力,對本案定性不存在指導價值。

  錙銖必較:找到與司法機關“對話”的窗口

  作為有26年辯護經驗的律師,梁雅麗深知二審中要想打破法官對省級偵查鑒定機關出具的鑒定結論和國家部委拿出的“專家意見”的牢固心證有多么困難。何況我國刑事案件二審維持原判比例極高這一情況已是實務界、學界共識。在辯護人第一次與二審法官見面的時候,已經充分感受到法院準備維持一審的決心。因此,必須盡快在法官形成維持裁定前,為辯護意見“加碼”。

  梁雅麗和徐瑩律師決定還是從一審認定的證據入手,找到突破法官心證的方向。在短時間內全面審查公安和檢察機關花費一年多時間形成的案件材料確實是個艱巨的挑戰!但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仔細梳理發現,對翟某、李某量刑的重要依據——犯罪數額的認定存在薄弱點。

  因翟某屠宰場經營管理并不規范,沒有長期賬本留存,偵查機關聘用了專門的審計人員,根據豬肉進貨商的證言及零散手記賬,翟某的部分手記賬,翟某妻子李某給雇傭注水人員支付的酬勞,同期其他屠宰企業銷售價格這幾部分相互對照計算出的最終屠宰和銷售數額。這種對應計算的方式,客觀性、準確性都可能存在問題。最終,經過辯護人對一審認定3600余萬元的豬肉銷售各類記錄形成詳盡閱卷筆記,并一一對照后發現,偵查機關的工作確實存在明顯疏漏,一審對翟某、李某犯罪數額的認定存在明顯錯誤。

  兩位律師將上述問題連同其他辯點,形成了近兩萬字的詳盡辯護意見,連同“專家意見書”一并提交二審法院。這次,二審法院的回饋意見由“肯定維持”變成了“對辯護人的意見,我們會慎重考慮”。

  成功改判 梁雅麗和徐瑩律師獲得高度認可

  經查閱大量判例可知,本案鑒定意見、專家意見相結合的認定模式出現在眾多食品安全類案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辯護人已經預判到二審法院不可能直接支持對上述證據的質疑意見。但前期扎實的案頭工作,專業意見和法律意見有機結合的辯護方式,仍然發揮了對法官的重要說服作用。最終二審對被告人實現了罕見地降等改判。法官通過充分支持犯罪數額辯護的方式,減掉了一審對被告人近五百萬的犯罪數額認定,并改判翟某有期徒刑十五年。相應地,翟某的妻子李某等同案被告也實現了不同程度的刑期降低。

  委托辯護期間,翟某及家屬對梁雅麗和徐瑩兩位律師專業細致的工作多次表示認可和感謝。

  很多人都說,律師是當事人的守護者,幫助他們去尋找正義,但這種正義,不應僅指為冤屈者除罪,還應包括讓當事人只去承擔與其罪責相適應的法律責任。而這條追尋正義之路,京都律師將始終與所有委托人同行。